李白生平浪跡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廣泛接觸了生活的各個層面。他的鮮明的個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時代氣息的基礎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輕時就慷慨自負，不拘常調(diào)，“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范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強烈的任俠作風：尚武輕儒，脫略小節(jié)，輕財好施，豪蕩使氣。年輕時“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接濟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喜豪飲縱博，又精于騎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舉入仕的常軌道路，而希望一舉成就大業(yè)。他又不無虔誠地求仙學道，采藥煉丹，獨孤及說他出門的行裝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還從山東尊師高如貴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為道教徒的儀式。他對排難解紛的策士頗為傾心，有縱橫家的氣派，崔宗之說他“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贈李十二白》)。《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他“喜縱橫術(shù)”。總之，“志尚道術(shù)，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而上述各個方面，又正是盛唐時代社會習尚和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代人們所心儀的人倫風范。例如為了一瞻李白的豐采，任華、魏萬不遠千里追蹤相從;“四明狂客”賀知章一見李白，驚呼為“謫仙人”，解下隨身所佩的金龜相贈;門人武七則甘愿赴湯蹈火，越過安祿山叛軍的占領(lǐng)區(qū)至東魯接回詩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詩歌正是通過他的個性投影，折射出時代的風容神采，從而成為盛唐的最強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