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老舍與曹禺離開陪都重慶，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一年。此事在陪都文藝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茅盾說：“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們民間文化人第一次出國的兩個。”那么，這次出國講學的為什么會是老舍呢?老舍說：“大概是《駱駝祥子》被翻譯成英文之故。”關紀新在《老舍評傳》中說：“這是因為抗戰結束后，國際的文化交流趨于正常。”蔣泥在《老舍之謎》中卻是另一種看法：“老舍第二次長時間出國，是政治性產物。”毋庸諱言，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而老舍之子舒乙卻看到了更深層的原因，他在《作家老舍》中說“這次正式訪問的背景相當復雜”。的確，老舍赴美講學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近期《名人傳記》講述了老舍赴美背后的故事。

　　美蘇博弈的陰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全球的政治格局逐漸明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漸漸形成了對壘局面。他們在世界各地爭相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

　　在中國，蘇聯人捷足先登。1945年6月9日，郭沫若前往蘇聯，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在蘇聯參觀訪問了五十天，于日本投降后才回國。回國后，他將訪蘇日記整理出版，題名為《蘇聯紀行》，在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反響。1945年應邀訪蘇的，還有著名左翼劇作家、物理學家丁西林。與此同時，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還邀請了茅盾夫婦訪蘇。美國人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態勢，自然會做出相應的反應。

　　美國有一項稱為“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的援助項目，它始于1940年，最初只針對拉美國家。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加強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首次在西半球之外增添了對華關系項目，邀請在教育、公共健康、衛生、農業和工程學諸多領域的精英去美國作學術交流。從1943年到1947年，共有二十六位中國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分四批應邀訪美。前三批被邀者，主要是知名大學教授，如金岳霖、費孝通、陳序經、楊振聲、林同濟、梅貽寶、嚴濟慈、陶孟和等。唯獨最后一批，也就是1946至1947年度的入選者，不光有知名學者，還有知名的文藝家老舍、曹禺和葉淺予，他們分別作為中國文學界、戲劇界、美術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到邀請。由學界而文藝界，美國的“文化外交”寄寓了特殊的新意，而這特殊的新意卻籠罩著美蘇博弈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