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這一段的歷史腳步是復雜、險峻的,而且表面上豐富多彩,內含著各種滋味,非是幾頁稿紙所能說清道明的。寫完《艷陽天》,“文革”開始了。
后來,“三家村”被揪出來,我不明底細,在縣城給寫作者做報告,回答提問時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報告說成為“三家村”開脫。6月2日調回到北京市文聯,管樺說我,你發什么瘋,被人揭發。文聯領導讓我準備檢查。沒想到,以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看了我的檔案,認為我出身好,長期在農村寫作,群眾反映不錯,便把我推到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的實權位置,由此開始毀譽不一的幾個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學中文系應屆畢業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闖進市文聯串聯、造反。他說市文聯是一潭死水,在文聯大門上貼了一幅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這時,被保護在醫院里的老舍從醫院打來電話,要求出院參加群眾運動。我勸他先養病,但他執意要來。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辦公室整理一份報告材料,忽聽院子里一片喧嘩。打字員小丁慌忙跑來告訴我,說是那個姓侯的給一個中學打了電話,勾來了一汽車紅衛兵,到文聯造反來了!我趕緊跑出房門,只見一輛卡車停在門前,一車身穿綠軍裝的女學生,正一個接一個地從車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聯內的少數造反派串通一氣,要挾文聯的全體人員到院子里集合。接著,就按照已經列好的名單,點一個,揪一個,揪一個,就斗一個,一會兒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帶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寫著“黑幫”、“反動權威”等字樣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見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識到,老舍是統戰對象,應當由軍宣隊出面予以保護。于是,連忙向后院軍宣隊的辦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攔住了我。她臉色蒼白,渾身發抖,用兩只冰涼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說,你趕快藏起來吧!聽了這話,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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