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另有筆名絜青、鴻來、非我等，字舍予。中國現(xiàn)代小說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語言大師、人民藝術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

　　我怎樣寫《二馬》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里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后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著年紀而往穩(wěn)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的。讀與作的經(jīng)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愿意這樣與否。《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jīng)有了些經(jīng)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里寫。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后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jié)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確;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象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后倒轉(zhuǎn)回來補講前文，而后再由這里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后的事。這樣，篇首的兩節(jié)，現(xiàn)在看起來是象尾巴，在原來的計畫中本是“腰眼兒”。為什么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于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了姿態(tài)上的取笑，笑出以后便沒法再使文章縈回逗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系：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去，以免心中老存著塊病。時候到了，我只寫了那么多，馬威逃走以后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于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jié)束。那么，《二馬》只是比較的“細”，并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