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詩意的文化，清朝旗人更是將這種詩意文化推向極致。在這雙重文化影響下的老舍無論生活習慣、文化情思還是思維方式都帶有很明顯詩意的因子。以下是小編分享的關(guān)于老舍的詩意，歡迎大家閱讀!

　　與西方愛智的文化有本質(zhì)不同的是，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詩意的文化，與之相通的，儒家文化對道德的推崇和為之言說的方式都有很濃重的詩意成分，道家的天人合一，馳騁于想象世界的逍遙游更是詩意的最佳詮釋，在這種詩意文化熏陶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管入世還是歸隱都有一種詩意的情思。而清朝的旗人更是將這種詩意文化推向極致，旗人生活小情趣極為旺盛，“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fā)生了最密切的關(guān)系”，“他們的生活藝術(shù)是值得寫出多少部有價值與趣味的書來的”(《正紅旗下》)，而在這雙重形塑下長大的老舍無論從生活習慣、文化情思還是思維方式都帶有很明顯的詩意因子，考察他的個性氣質(zhì)不從此入手，至少是不全面的。

　　一、詩意的浪漫品格：市民的精致趣味

　　老舍是一個出身底層的貧民作家，寫的也主要是底層小人物，早年生活的困頓讓他明白“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大雜院里人的肚子始終是他觀照的對象，這也讓老舍的思維立場是切實的，“我的理想永遠不與目前的事實相距很遠，假如使我設(shè)想地上的一個樂園，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滿地流蜜，河里都是鮮魚的夢差不多，窮人的空想大概離不開肉餡饅頭”①。這樣的“俗”人我們很難想象他精神上有雅化的詩意，而人的個性就是這么以奇妙的悖反的方式存在著，旗人雅化生活的情趣流淌在老舍的血液里，他愛花草，愛清潔，愛貓鳥，愛京戲，愛各種曲藝。而這種影響不僅是生活品味上的，更是文化情思上的，而這種文化情思與他的改造國民性的批判融雜在一起時，有時也讓他難以自控地陷入到對批判對象的欣賞與迷戀之中， “一旦進入審美層面，原本清晰的意識總會變得錯雜、混濁，《四世同堂》關(guān)于北京生活中閑逸情調(diào)的批評與對正是在閑逸中培植的生活情趣的欣賞，把作者面對同一文化現(xiàn)象時理性和情感判斷的錯位表露得淋漓盡致。”②《四世同堂》中，老舍就夸耀“北京城是有著它獨特的魅力，有著它獨特的生活的美的。這種‘魅力’和 ‘生活的美’，非但‘每三月一回的督軍開戰(zhàn)游戲’抹不去，敵人的大炮和飛機又何嘗抹得去呢?”對于它同樣滋生自我陶醉、滿足現(xiàn)狀等的批判卻時時被擱置，《正紅旗下》中，作者旨在反思一個“生命就這么沉浮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民族衰落的根源，但綜觀其所有作品，作者“也感悟到了沉重的傳統(tǒng)負擔，無法擺脫對其中部分復雜的文化情感和文化認同，常表現(xiàn)的充滿京味的閑逸情調(diào)優(yōu)游態(tài)度，有時甚至轉(zhuǎn)化一種麻木萎靡的奴性，很難把這些復雜交織的事物去蕪存精”③。

　　這種對市民精致文化帶來的閑適格調(diào)的欣賞，讓老舍趨同于京味文學的言說口味：幽默，對于老舍熱衷于幽默而不屑諷刺，人們一向強調(diào)這是源于老舍寬厚的人格與接受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精神，但是卻忽略了詩意情懷帶給他的細膩的審美眼光和由此造成的閑散不怒目金剛式的情感表現(xiàn)樣式，“他看清了革命是怎么回事，但對于某戰(zhàn)士的鼻孔朝天，總免不了發(fā)笑，他也看資本家該打倒，可是資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還是好看，這么一來，他便動了布爾喬亞的婦人之仁”④，因此 “它可以諷刺，也可以不諷刺，一高興還可以什么也不為而只求大家笑一場”⑤，詩意讓他以一顆細膩而潔凈的心看待世間一切，從中看出可愛與感動來，“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許正是最愚笨可笑的人，吉珂德即一好例，幽默的寫家會同情于一個滿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吉珂德，因為他明白那攻打風磨的愚人的真誠與偉大”⑥，所以他有《開市大吉》《抱孫》等幾乎純?yōu)楦阈Φ乃Ｘ氉焖频淖髌罚捌谧髌返男χo的成分也很多，“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對惡的諷刺中常常帶著真摯的憐憫，發(fā)出的是“含淚的笑”，老舍以詩意帶給他的溫和、細膩、浪漫甚至淘氣的性格，為現(xiàn)代文學貢獻了一種獨特的幽默藝術(shù)。

　　詩意是一種性情，富有詩意是性情和諧的標尺，是精神強健的標志，它營造圓滿自足的精神氛圍，溫潤人性的脆弱，撫慰精神的痛感，使人能從與現(xiàn)實世界接觸時產(chǎn)生的沖突和緊張中解脫出來，尋求心靈和外在世界的平衡。對于老舍個人來說，這種詩意的底蘊是至關(guān)重要的，讓他能在生活的艱難與文化的批判中所產(chǎn)生的心靈緊張與失望獲得慰藉，“自幼貧窮，作事又很早，作事早，碰的釘子就特別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樣子”，“不應(yīng)當如此，但事實上已經(jīng)如此，除了酸笑還有什么辦法”。⑦與自然的親近，對溫弱生命的愛憐，對生命美的發(fā)現(xiàn)，讓他始終保持溫和寬仁的“軟”與“外圓”的為人典范，也讓他的文章具有溫潤的打動人心的恒久魅力。生活越艱難就越需要這種詩意的慰藉，從魯迅“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到老舍的“五千年的歷史壓在你的背上”，需要“負起兩個十字架”，眾多在“立人-立國”的思路上從事文化建設(shè)的志士仁人，他們給自己選定的命運，只能是奉獻與犧牲，作為他們憂患意識最富深度的特質(zhì)，而清末旗人家庭出身的老舍又具有雙重的民族憂患，旗人因閑散生活帶來的詩意生活的本領(lǐng)卻能使他超越生活際遇而執(zhí)著地追求社會、民族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