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蘭亭集序》文描繪了蘭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會的樂趣，抒發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的感嘆。

書法神品《蘭亭集序》賞析

　　在中國書法史上，為一件書法作品引起激烈的爭論除了王狡之的《蘭亭序》之外便無與之相提并論者。(蘭亭》問世一千多年來，希風緒妙者不絕、交口稱煩者不斷，步其理武，含英咀華者不衰，甚至連現代首先挑起(蘭亭》真偽之爭，一口咬定《蘭亭》為偽作的鄲沫若也承認受過《蘭亭》極深的影響。歷數中國書法史上的名家，受過《蘭亭》形響，心攀手追者則更不勝枚舉了，諸如隋之智永、唐之澳世南、褚遂良、歐舊詢、唐太宗，五代的楊凝式，宋代的米帶、蔡京，元代的趙松雪，李士弘(李倜)，明代的文征明、笙其昌及現代的啟功、沙孟海諸大家，無

　　不把書圣王羲之這件杰作當作書法藝術寶庫中之瑰寶。這種事實向我們證明著(蘭亭序》那種征服人心攝人心魄的超凡的藝術魅力，歷代書法大家潛心硯田之際也會深刻地體味它的真正價值{何況虞世南、米帶諸人都是造詣極深的書法鑒賞家，如果《蘭亭》為膺品，如何逃過他們的慧眼?這一切都在向我們證明著《蘭亭》的真實性!

　　書論云:“晉人尚韻”，而《蘭亭》一帖在在都體現著“晉韻”—一種崇尚自然、瀟灑出塵的精神;一種光風界月的胸襟，寵辱不驚的處世態度，一種超凡脫俗的氣度與體現高度文化修養的典雅作風—這一切與王右軍其他作品相對照，無不形貌皆合，王羲之當年與一群文人學士“引以為流筋曲水”的修楔儀式之中，因飲酒徽醉，又兼“此地有祟山.峻嶺、茂林修竹”，當時春光旖旎“天朗氣清，惠風和楊”，因而揮毫浴墨直寫胸臉，方有此神來之筆，而據說事后王羲之想再寫一幅以追《蘭亭》帖之風雄_，終未能遂意!看來名作不可“再現”與“復制”。郭沫若斷為散之七世孫智水所為，而智永之書風貌與“晉韻’，相去遠矣!

　　《蘭亭》在王書中雖不及其行草書札，、但作為一種典雅、雙逸、瀟酒的時代風格是無人能超越或與之相伴的。那種硫朗有致的布局，挺秀雙逸的風神，變化多端的筆法，縱橫自如的取勢，使后世學書者感到面對的是一座既平凡又神秘莫側的城樓，往住不得其門而人，單看其用筆的豐富，就有藏鋒、稱飾、掛筆回鋒，牽絲、映帶、由方轉圓、由圓轉方等種種奇妙變化，有些橫與波挑又帶有隸書遺意，這些都是智永書所不及萬一的，變化典側，時出新愈，平和之中見奇縱，這也是‘蘭亭》永久的藝術魅力所在，所謂“不激不勵，風規自遠”(唐·孫過庭語)正應是對《蘭亭》之神最恰當的評語。

　　我以為，定奪《蘭亭》真偽的最重要手段是對作品風格，意境(筆法至結體特點)的鑒定。郭沫若重新挑起“(蘭亭)真偽”之爭不但大有無是生非之嫌，而且也使人對這位著名文物鑒定家的眼力發生了懷疑。他引李文田之語，認為王羲之書必與“二異”相似而后可，又以王謝墓志為據，認為處東晉之書風必帶隸憊(見(中國書法全集)卷十八、二王卷所附王玉池文章)這些都是置王羲之大童行草書作品于不顧而有意標新立異。到了王彼之的時代，其楷書、行草書多已脫盡隸意，王羲之于書法之發展創造亦在于此，為何必欲讓其向前人看齊方能承認其作品的真實性?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鑒定書法的思想方法是機械唯物史觀還是辯證唯物史觀呢?況且，碑刻書風與手寫書風是大不相同的，這點常識郭沫若豈能沒有?可是他硬要肯定李文田的臉斷，實在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斷定(蘭亭)真偽的重要鑒別手法就是將它與王筱之其他作品諸一比較，我們以馮幕本為依據，與王羲之《奉桔》、《快雪時晴》、《姨母》等貼諸一比較，發現其筆法風神在在相似，其筆法結體之變化也為智永所不能企及。由此我們毫不懷疑(蘭亭)的真實性。1993年，承中國佛教協會周紹良先生寄來他于6U年代寫的(從老莊思想論《蘭亭序》之真偽一文，其中不點名地反駁郭氏請條極為雄辨。周先生的辦法之一便是比較法:將《蘭亭》之字與王羲之其他帖宇仔細比較，認為《禊帖》必出逸少無疑。后又讀臺烤徐復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辨《蘭亭》真偽的文章，尤確信不疑矣。

　　(蘭亭)的真偽爭論了二十多年，對《蘭亭)的種種懷疑影響了一些人對《蘭亭》的欣賞與學習。但撥開關于《蘭亭》之爭的種種疑云迷霧我們可以對諸種布本(紙本)出于同一范本深信不疑，而這同一范本當是被成世南，褚遂良鑒定為王氏真跡的《蘭亭序》。至于郭氏“智永偽托”之說板為荒謬:豈有奕世之孫而假托先祖為文欺世之事?況隋之文風大不同于晉，能學其書則可，能模其文風不露破綻則難矣。又兼智永乃一禪師，本為奉佛之人反要硬裝模作樣，說一大堆道家之言，豈非荒誕不經;近年有學者對“《蘭亭)真偽”之爭大加贊賞，甚而認為其意義遠遠超過了‘(蘭亭》真偽”這件事本身。這場爭論涉及歷史、宗教、考古、書法史等諸方面，對書法研究的視野開拓固然大有益處，但《蘭亭)真偽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否則這爭論便成了“大道以岐路亡羊”。

　　(蘭亭序)就書風、文風、思想三方面來說都難斷為后世所托，它具有的永久魅力已證明了他的藝術生命力及其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