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把母親接來北京和父親一起生活

　　1951、1952年姐姐和我高中畢業，分別考入天津大學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語專修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我是去北京參加高考的，就住在父親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當時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但在歷史上它卻是明朝特務機關東廠的所在地，正門在南面。深宅大院，幾層幾進，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時，大門是開在翠花胡同路南一側，其實是大院的后門，而父親則住在從南面數第二個院落里，也就是從北面看是倒數第二個院落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燈光微暗，陰森恐怖，只有一個人在臨街的門房里值班，絕少有人敢深入大院。父親就住在這樣的環境里，使我感到非常驚訝。姐姐當時也到北京來了一趟，在那里住了幾天。我們親眼目睹了父親的孤獨生活。父親帶我和姐姐吃過東來順的烤肉和餡餅，喝過北京的豆汁，也在沙灘北大紅樓外面街邊的地攤上吃過豆腐腦和烙餅。除豆汁外，沙灘附近一家小飯館做的豬油蔥花餅加小米綠豆粥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記得，在父親的住處，還有美國鐵筒裝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國時的“戰利品”，我很驚訝，他竟能保存到那個時候。有時，我就把砂糖夾在饅頭里當飯吃。

　　我的學校位于宣武門內石駙馬大街西頭的一所王府里。父親則遠在海淀中關村的北京大學工作。兩地雖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見面。他每個月都是通過郵局給我寄零用錢15元。因為當時學校免費供給伙食，所以作為零用錢，15元這個數目也不算少了，在學校里我是“中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錢，我都用去買書，少部分零用，有時還接濟實在困難的同學。每次父親匯款，在郵寄匯款單的時候，總附有一個短信給我，上面一律寫著：“今寄去人民幣15元，請查收。”僅此而已，再多的話是沒有過的。我看了覺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時間里，我獨自去中關村看過他若干次。他除了問我學校里都學些什么課程并認為科目太少之外，對我的學習、生活和今后的打算從不過問，我也不敢對他談什么心里話。我感到，父親對我一直是一個生疏、冷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