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后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云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于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了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后,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于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后,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于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是由于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云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云。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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