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jīng)準備好了后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詫為倚馬可待，情文并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jīng)脫險回家。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杰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云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于再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平。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馬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jīng)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了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guī)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后，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于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刊出以后，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于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就是由于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云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jié)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shè)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云。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