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政治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祖國進入新社會之后，全國人民都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卻有一段很灰暗的時期，如果被扣上敵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卻會非常不舒服，簡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針氈。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也曾陷入這種困境，為此在牛棚中寫下一系列散文《牛棚雜憶》，下面我們就學習一下季羨林作品《牛棚雜憶》之《對號入座》。

　　《對號入座》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應該對號入座。當時帽子滿天飛，號也很多。我覺得有兩頂帽子，兩個號對我是現成的：一個是走資派，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這兩頂帽子對我都非常合適，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什么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首先他應該是一個當權派;不是當權派就沒有資格戴這頂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個比七品芝麻官還要小好多倍的小不點官兒。但這也畢竟是一個官兒。我是當權派無疑了。我走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呢?我說不清楚。既然全國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走了資本主義，我能不走嗎?因此，我認為這一頂帽子蠻合適。

　　什么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呢?不管我的學問怎樣，反正我是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權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資產階級呢?資產階級的核心是個人主義。我學習了將近二十年的政治，這一點深信不疑。我有個人考慮，而且還不老少。這當然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我有這樣的思想，當然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反動。再加上學術權威，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又是什么呢?幾個因素一拼湊，一個活脫脫的反動權威的形象就樹立了起來。不給我戴這頂帽子，我反而會覺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悅誠服，“天王圣明，臣罪當死。”

　　但是問題還不就這樣簡單。我最關心的是：這是什么性質的矛盾?

　　從五十年代中期起，全國都在學習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當然也不例外。我越學習越佩服，簡直是打心眼兒里五體投地地佩服。在無數次的學習會上，我也大放厥辭，談自己的學習體會，眉飛色舞，吐沫飛揚。然而，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才發現，以前都是紙上談兵，沒有聯系自己的實際?，F在我必須聯系自己的實際了。我想知道，這樣兩頂帽子究竟是什么性質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在新社會，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生活當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被扣上敵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卻會非常不舒服，簡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針氈;夾起尾巴，還會隨時招來橫禍。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嘛。過去我對于這一點只有理性認識，從來也不十分關心。“文化大革命”一起，問題就要發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這是萬分重要的問題。我自己對號入座，甘愿戴上那兩頂帽子。非我喜開帽子鋪，勢不得不爾也。但是，這兩頂帽子是什么性質的矛盾呢?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萬分關鍵。到了此時，這已經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努力想找一個定性的根據了。

　　所有的報刊雜志都強調，要正確區分和處理這兩類矛盾。但是其間界限卻萬分微妙，簡直連一根頭發絲的十萬分之一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若無實有，卻又難以捉摸。在某一些情況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專家和任何定量分析專家都無能為力。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涂。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是一個哲學問題呢?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是一個哲學問題，它究竟有什么實際意義?如果是一個法律問題，為什么法律條文中又沒有表露出來?我對法律完全是門外漢。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權力機構呆過五年，從來沒在法律條文中見到什么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樣的詞兒。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對理論有了興趣。我對今天說白明天說紅的完全看風使舵的理論，只有厭惡之感，沒有同情之意。但是，現在對我來說，這卻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我在對號入座的過程中，憂心忡忡，完全是為了這一個非?，F實的問題。我是身處敵我之間，心懸兩類之外，形跡自由，內心矛盾，過著有憂有慮的日子。

　　我們平常講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嘛。解放以后，政治運動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門。給別人戴什么帽子，都與己無關。我就這樣順利地度過了將近二十年，從來沒有切膚之感。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畢恭畢敬，“天王圣明，臣罪當死”。他們內心里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主動爭取戴帽子的。可我現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顧，總覺得或者預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頂帽子，心里才踏實，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門那樣?，F在帽子滿天飛，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難道正副上帝分工還有一個掌管帽子的上帝嗎?

　　在革命群眾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還沒有人公開訓斥我，更不用說動手打我。我這個系主任還沒有明令免職，可是印把子卻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起從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幾次小小的突然襲擊，讓我忙上一陣子，緊張一陣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樓去，在布告欄里貼著一張告示：“勒令季羨林交出人民幣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沒有任何字眼，既無“走資派”，也沒有“反動學術權威”，“禿頭無字并肩王”。我覺得頗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當然要誠惶誠恐地加以執行。于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學生宿舍指定的房間。我滿臉堆笑，把錢呈上。幾個學生臉上都有點怪物相，不動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拒絕接受，“你拿回去吧!”他們說。我當然敬謹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書，忽然隨著極其激烈的敲門聲，闖進來了幾個青年學生，聲稱是來“破四舊”的。什么叫“四舊”呢?我說不清楚。要考證也沒有時間。只好由這一群紅衛兵裁決。我的桌子上，墻上，床上擺著或掛著許多小擺設，琳瑯滿目。這些就成了他們破的主要對象。他們說什么是四舊，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謹遵命，心里頭連半點反抗的意思都沒有。因為經典性的說法是，他們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時以內，我“破”了不少我心愛的東西。我回憶最清楚的是一個我從無錫帶回來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個胖胖的滿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歡喜。他們不知道怎樣靈機一動，發現我掛在墻上的領袖像上沒有灰塵，說我是剛掛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誠。事實上，確實是我剛掛上的;但我敬謹對曰：“正是由于我敬神虔誠，‘時時勤拂拭’，所以才沒有灰塵。”革命小將的虔誠和細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當時虔誠達到頂峰的時期，心里就有一個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舊，地球上最舊的東西無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對象地球應當首當其沖。順理成章地講，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從那以后，我陸陸續續地聽到了許多關于全國破四舊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訴我，他藏有一幅齊白石的畫，一幅王雪濤的畫，都被當做四舊破掉了。這只是戔戔小者。全國究竟破掉了多少國寶，恐怕永遠無法統計了。如果當時全國真正完完全全貫徹破四舊的方針的話，我們祖國的寶貴文物豈不一掃而光了嗎?即使我們今天想發揚，還留下什么東西值得發揚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還是回頭來談戴帽子的問題，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難忘的一件事。革命群眾或者上頭什么人究竟要給我戴哪一頂帽子?這不是我能決定的一個問題。隨著革命的前進，我漸漸感覺到，他們大概給我戴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頂帽子。我上面已經說過，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這樣一頂帽子。雙方不謀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來講，這是敵我矛盾。但是，上頭又說，敵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大概就屬于這個范疇吧。

　　革命群眾沒有把我忘掉，時不時地還找我開個批判會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會，而不是批斗會;一字之別，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業務至上，他們管這個叫做“修正主義”，多么奇妙的聯系啊!據說我在《春滿燕園》中所宣揚的也是修正主義。連東語系也受到了我的牽連。據說東語系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智育第一，業務至上。對于這一點，我心悅誠服地接受。如果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話，我樂于接受修正主義這一頂頗為嚇人的帽子。解放后歷屆政治運動，只要我自己檢查或者代表東語系檢查能夠檢查這一點，檢查到自己智育第一，業務至上的修正主義思想，必然能順利過關。“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個“死不改悔”者。檢查完了，關一過，我仍然照舊搞我的修正主義。到了今天，回首前塵，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過去四十年中沒有搞點這樣的修正主義的話，我今天恐怕是一事無成，那七八百萬字的著譯也決不會出現。我真要感謝自己那一種死不改悔的牛勁了。不管怎樣，給我戴上與業務掛帥有一些聯系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又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真是十分滿意。雖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也并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還是像一只空中的飛鳥，處處有網羅，人人可以用鳥槍打，用石頭砸;但是畢竟還有不打不砸的時候，我樂得先快活一陣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