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翻譯家，散文家，精通12國語言。

　　7月11日北京時間上午9時，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辭世，享年98歲。以九八耄耋之年得以壽終，讓人悲慟之余略為欣慰。

　　但季老的離去也不是沒有留下遺憾。且不說去年沸沸揚揚的藏畫風波尚無下文，季老晚年仍筆耕不輟，思考不止，想必還有很多想法未能公之于世。這對中國學術界，自是一種遺憾。季先生的弟子錢文忠在其博客中寫道，季老近來正在醞釀提出“大國學”概念。老人家認為，“大國學”包括全中華56個民族的文化財富，比如，特別是藏族文化、伊斯蘭文化，還應包括歷代中國人向世界學習的文化成果。

　　聯系前段時間季老提出關于振興國學的四點意見(即外界所說“季四點”)，可以想見，晚年季羨林先生十分關注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期望在振興國學方面做點自己的貢獻。我以為，除了季老在東方學領域的學術貢獻，這一點恐怕也當視作季羨林先生的“學術遺愿”。從東方學到“大國學”，季老的學術理路十分清晰，而這似乎尚未得到外界必要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季老早年求學于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的卻是偏僻冷門的印度學，研究梵文、巴利文。負笈西土，學的卻是東方學，這本來就是比較罕見的事情。雖說這和季老當年受到業師陳寅恪先生的影響有關，卻也為他一生寂寞的學術道路埋下了伏筆。歸國之后，季羨林被聘為北大教授，并創建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1949年以后，北大東語系一度紅火興旺，師生總數居全校之首。然而，這樣的輝煌時光并不長久，歷經“文革”劫余，季老所擅長的印度學研究和東語系都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據錢文忠說：“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該領域學術人才凋零，由此或可見一斑。

　　話說回來，這一領域本來就十分冷僻。當年季羨林先生拜在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門下，乃教授唯一的聽課者。后來瓦爾德施米特應征從軍，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走上講臺，教的仍然是他一個中國學生。正是通過這樣的學習，季羨林先生為東方學在中國的生根發芽，帶來了一顆珍貴的種子。季先生在德國所學到的知識，籠統而言，其實就是以西方人文學科的理念，用于東方文化的研究。季老求學于西方，而致力于東方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要為本土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延續開出一條道路。這條道路雖然是孤獨的，卻也是輝煌的。

　　以季老的學術底蘊，不僅可以在印度學及中外古代文化交流領域走得更遠，而且能夠在西方學術系統之外，進一步確立東方學的文化本位。不過，由于時代的原因，正如錢文忠所述：“季先生無奈地放棄了在德國已經打下極好基礎、具有極高起點的本行研究，被迫轉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譯工作上。”或許因禍得福，由于季羨林先生后來專注于該領域，必然涉及中國中古歷史及傳統文化，本身具有一定國學基礎(在今日或可稱為“深厚”了)的季老，定然對中華傳統文化本身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行至晚年，季老把心思放在振興國學上，并非唐突之舉。這一來和季老的研究領域有關，二者恐怕也是有感于國學衰落，日薄西山。從東方學到國學，這顯然是水到渠成的學術理路。何況東方學本身就包括中國的國學在內，國學屬于東方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時人或謂季羨林先生為“國學大師”，這雖說是誤認;對季老本人而言，他的學術和思考興趣發生這樣的轉移，卻并不突兀。至于從國學(通常所謂國學其實指的是“漢學”)再到把藏族文化、伊斯蘭文化等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囊括在內的大國學，更非一時性起之舉。這證明，季老臨終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已臻成熟，對其一生的學術追求也有了更為深刻的洞察。遺憾的是，季老還沒來得及把這一最新的理念和思考完整表述出來，就離開了人世。

　　從季老一生所追求和思考的學術方向來看，他最終把眼光落在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振興上面。這或許表明，季老深深感到，在西學興起，進而占據了主流學術話語舞臺之時，如若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就此淪失，對整個世界文明而言并非福音。

　　季羨林先生曾說：“如果人生真有意義與價值的話，其意義與價值就在于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啟下、承先啟后的責任感。”季先生正是用一輩子的時間，試圖從西方取得“真經”，并于中西文化劇烈沖突中寂寞前行。他所告訴世人的、留給這個世界的寶貴經驗，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