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文壇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筆下的“商州系列”小說人物游走在“進城”與“返鄉”之間，但是進城者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盡如人意，他們經歷著身處底層的掙扎和精神世界的空虛，而返鄉者在故鄉感受到的是失望與無奈，他們無力改變傳統文化遭受現代文明沖擊的現狀，也難以尋找到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賈平凹曾表示“我是農民”，是“具有農民意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描繪出農民在城鄉之間游走的心路歷程，從1984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州》的發表，到2016年的最新長篇力作《極花》，都或隱或現地展現出關于“進城”與“返鄉”的文學敘述。縱觀賈平凹30多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作品中呈現出鄉下人進城后的掙扎與迷茫，以及知識分子返鄉后的無奈與失落。這種“進城”與“返鄉”的對比書寫，展現出賈平凹關于城鄉之間家園意識的矛盾思考與情感困境，表達出對現代化沖擊下的鄉土中國的迷茫與失落之情。

　一、進城后的艱辛與掙扎

　　《高興》是一部典型的描寫“鄉下人進城”的小說，作品中的主人公劉高興是清風鎮的農民，向往大城市的他來到西安，由于身無一技之長，便成為一個拾荒者。劉高興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做著拾破爛的工作，到處遭受著白眼與蔑視，并且居住環境惡劣，生活異常艱辛。但是樂觀的他堅定地相信自己的腎賣給了城里人韋達，這象征著自己與城市有了身體上的聯系，因此他在心理上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城市人。劉高興對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高度認同，他勤奮工作、奮力拼搏，企圖通過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底層處境和事實上的農民身份。但種種遭遇證明，進城的鄉下人處于被城市排斥和鄙夷的社會邊緣化的地位。

　　《帶燈》中的村民去大礦區打工，去的時候人高馬大，回來的時候得了肺病，“已經死了三個，還倒躺著十個”。“做姑娘的也十之八九出去打工，在外面把自己嫁了，有七個再沒回來，聽說三個已病死。”鄉下人進入城市，或是為了掙錢娶媳婦蓋房，或是希望自謀生路，在城市中闖出一片天地，往往想象的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在實際的境遇中，他們身處底層的生活狀況經常令人堪憂。賈平凹在《帶燈》的后記中說：“農村里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男的女的，聰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進城去，他們很少有人在城里真正討上好日子，但只要還混得每日能吃兩碗面條，他們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賈平凹的敘述，展現出底層的無力掙扎。

　　小說《極花》也描寫出進城的胡蝶跟著母親在城市中以拾荒為生。和劉高興一樣，胡蝶也向往城市，渴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城市人，得到城里人的認同。然而，在一次城里人以介紹工作為借口的拐賣中，胡蝶開始了自己始料未及的命運。胡蝶從剛到圪梁村的掙扎與反抗，到被警察解救后，因不堪輿論和媒體的壓力，主動回到被拐賣的地方，這種令人不解的轉變，對處在底層的胡蝶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既無奈又痛苦的選擇。“胡蝶不一定是要‘認命’才能達到與現實的和解”，賈平凹認為，“能夠得到認同更重要”，“人的煩惱和痛苦往往來自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如果城市讓胡蝶無所適從，圪梁村的人情風物或可予她安慰”[2】。胡蝶終究在與黑亮一家人的相處中，完成了自己農村人的身份與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