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

　　管仲去世150年之后，南方出現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x年～公元前44x年)，后世尊之為“商父”。與管仲“先商后官”的經歷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

　　范蠡輔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個霸主越王勾踐。勾踐的稱霸經歷最富戲劇性——先是戰敗幾乎亡國，被迫到敵國為奴，然后臥薪嘗膽，歷20年終成霸業。

　　越國地處長江下游的浙江、江蘇一帶，在西周時期尚是蠻夷之地，到了春秋，它與比鄰的吳國相繼崛起，形成爭霸之勢。公元前496年，吳越戰于攜李(今浙江嘉興)，吳王闔閭負傷身死。兩年后，闔閭之子夫差與越再戰于夫椒(今江蘇無錫馬跡山)，大敗越軍，越王勾踐被圍困于都城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了避免滅國之禍，謀士范蠡獻計，向吳王求和乞降，以待復起，他用銅劍在石頭上刻了12個字——“待其時，忍其辱，乘其蔽，就其虛”。范蠡陪同勾踐入吳國為奴，前后三年，受盡屈辱。

　　被放歸越國之后，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他先是遍覓美女獻給夫差，讓他沉迷酒色，荒廢國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同時，他著力于軍政經濟的建設，從《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史記》等史料看，他在三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建立各種生產和軍事基地。他建筑了山陰小城和山陰大城，把都城從山麓平陽下遷到沼澤平原地帶，使越國有了一個堅固的行政中心。然后，在水土資源豐富的大城東郊筑塘，建立了糧食基地富中大塘，又在大城周圍根據水土資源分別建造了畜牧基地雞山、豕山和犬山，水產基地目魚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練塘、錫山和六山，鑄劍基地赤堇山、稱山，造船基地船宮，練兵基地時浦，木材基地木客，編織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鹽基地朱余。在國史上，范蠡是第一個以產業模塊的方式規劃國民經濟的人，這當然又比管仲進了一步。他通過建設這些生產、軍事基地，有計劃地重構了越國的國民經濟能力。

　　其次，以價格調控的辦法促進糧食生產。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就是說，市場上的糧食價格，如果下跌到每石只值20錢，就會谷賤傷農，農民就會荒廢土地，全國就會鬧饑荒;如果上漲到每石90錢，就會打擊到工商業者，國家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就會下降。因此，他向勾踐建議，最好把糧食價格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限度內——每石糧食最高不超過80錢、最低不低于30錢。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實行宏觀調控的浮動價格政策。這樣，農業和工商業都能得利，物價穩定，關隘和集市繁榮，是真正的治國之道。

　　那么，怎樣才能把糧價控制在“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的合理幅度之內呢?范蠡說：“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就是說，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過于求的，即“有余”，哪些商品是供不應求的，即“不足”，就可以知道哪些價格要下跌，哪些要上漲，“即知貴賤”。他已認識到，由于市場供求對生產的影響和調節，供不應求的商品上漲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給的增加和需求的減少，商品價格就會下跌，“貴上極則反賤”;反之，供過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給的減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價格又會回升、上漲，“賤下極則反貴”。換言之，他已從現象上意識到，由于供求關系的影響，商品的價格會圍繞其價值而上下波動。

　　根據上述認識，范蠡進而提出了國家運用經濟手段去調控糧食價格的策略。他的辦法是：“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當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上漲時，國家就用低價拋售糧食的辦法，“貴出如糞土”，把糧價壓下來;當糧食價格下跌時，國家就用高價收購的辦法，“賤取如珠玉”，把糧價抬上去。他認為，國家采取這樣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控制糧價，就可以穩定市場，讓國家富強。

　　其三，范蠡還天才地發現了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并據此來設計政策。他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在旱災之年要預見到大旱之后可能發生水災，因此要及早扶持造船業的發展，以免水災來臨時發生舟船供應短缺;反之，在水災之年要預見到以后可能發生旱災，因此要及早促進車輛生產。他還提出“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就是說，要發展商業、積聚財富，務必嚴格注意商品的質量，“務完物”，還要注意加快資金周轉，“無息幣”，不要讓貨幣滯留在手中，成為死錢。他的這些見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駕馭市場經濟所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越國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國富”，此長彼消之間，吳越國勢逆轉。公元前48x年，勾踐興師伐吳，殺吳太子。9年后，再敗吳師，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諫勾踐不準，遂滅吳。經此役，越國大興，勾踐與齊、宋、晉、魯等諸侯會盟于徐州(今山東滕縣)，周天子派專使前往祝賀，并封勾踐為“伯”(霸)，從此，越國橫行于長江、淮河之東，勾踐號稱“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