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撰文《在春風里》，卒章顯志：“并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風”特指胡適，這樣的春風乃是長者之風。

　　北大教授溫源寧作名人小傳，稱贊胡適，上課時總記得為衣裳單薄的女生關緊教室的窗戶，以免她們著涼。這個細節很細微，卻彰顯了胡適的紳士風度。

　　1948年，胡適將自己珍藏的《紅樓夢》甲戌本借給燕大學生周汝昌，他對周汝昌的品行一無所知，借后從未索還。周汝昌與其兄周祜昌錄下副本，然后寫信告訴胡適，胡適欣然贊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為曹雪芹的原著恢復本來面目，胡適仍鼎力支持，他又將珍藏的《紅樓夢》戚蓼生序本借給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張愛玲從香港郵寄長篇小說《秧歌》給胡適，不免忐忑。胡適讀完后，通篇圈點且題寫了扉頁，將它寄還給張愛玲。她翻看時，“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張愛玲在美國定居之初，頗得胡適照拂。他們都喜歡《海上花》中精彩絕倫的蘇白（吳語白話），在文學上多有共鳴。胡適呵護晚輩，從不溺愛，而是慈中有嚴。女兵作家謝冰瑩請胡適題詞，胡適的哲語敲擊心坎，鼓舞精神：“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從今后，要怎么收獲，先怎么栽。”

　　胡適愛才，惜才，獎掖晚輩，提攜后進，樂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鑄造成器”來激勵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胡適對許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對方的政治立場，只留意他們的才華和學問。如季羨林、楊聯陞、沈從文、毛子水、鄧廣銘、千家駒、羅爾綱……不少才俊經胡適栽培，成為國家棟梁、文化精英。

　　胡適性情溫和，但他的主見很鮮明。葉公超說：“有一時期，我們常常有所爭論，但是他從不生氣，不譏諷，不流入冷嘲熱諷的意態。他似乎天生有一個正面的性格。有話要主動地說，當面說，當面爭辯，絕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計……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幫助同行，是胡適的習慣作為。林語堂到哈佛進修，由于官費未及時發放，陷入困境。他打電報回國告急，胡適傾盡私囊匯寄兩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語堂回國后才知個中情形，自然很感動。

　　唐德剛稱道胡適：“他可以毫不客氣地指導人家如何做學問，他有時也疾言厲色地教訓人家如何處世為人。但他從無‘程門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學氣味，被他教訓一頓，有時受教者還會覺得滿室生春，心曠神怡！”好一個“滿室生春”，誰不受用？

　　胡適對臺北街頭關心政治的賣餅老人袁瓞語重心長地說：“社會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發……許多人做事，目的熱、方法盲，我們過去有許多人失敗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負而沒有方法的毛病。”春風是愛物的，長者是愛人的，胡適愛人以德。

　　十二歲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讀到陳存仁的《津津有味譚》，對名醫陸仲安治好胡適糖尿病的故事頗感好奇，便寫信去向胡適求證。胡適毫不怠慢，回信說明那個故事純屬謠傳，不足取信。在寫信和復信這一點上，若論熱心程度，胡適與蔡元培難分伯仲。

　　健談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學家朱熹喜歡與客人聊天，雖在病中亦不改積習，弟子勸他少見人少講話，他怒不可遏地說：“你們懶惰，也教我懶惰！”胡適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溫和，在好客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胡適不愿將人拒之門外，他有點像東晉名士和大臣王導，身上具備天然的親和力，應對周旋游刃有余，來者皆喜，滿座盡歡，無論對方是誰，居高位者如是，處底層者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