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快一年了。

　　去年這時，也是玉簪花開得滿院雪白，我還計劃在向陽的草地上鋪出一小塊磚地，以便把輪椅推上去，讓父親在濃重的樹蔭中得一小片陽光。因為父親身體漸弱，我忙于延醫取藥，竟沒有來得及建設。9月底，父親進了醫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還不時望一望那片草地，總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來享受我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學界人士和親友們都認為父親的一生總算圓滿，學術成就和他從事的教育事業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見到了時代的變化，生活上有女兒侍奉，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學的清純世界中自得其樂。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八十歲才開始寫，許多人擔心他寫不完，他居然寫完了。他是拼著性命支撐著，一定要寫完這部書。

　　父親在最后的幾年里，經常住醫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

　　又一次，父親不負我們的勞累和擔心，平安回家了。我們笑說：“又是一個驚險鏡頭。”12月初，他在家中度過九十四歲壽辰，也是他最后的壽辰。這一天，丁石孫先生等幾位民盟中央的負責人前來看望，老人很高興，談起一些文藝雜感，還說，若能匯集成書，可題名為“余生札記”。

　　這余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九十五歲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1990年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進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次住院，總要反復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后，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涌。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沉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