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父親第二次從鞍山來上海，還是穿著綠色的舊軍裝，提著只黑皮箱。人群里很容易看見他，個子很高，脊背挺得筆直。

　　父親當過10年兵，轉業后也常以軍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時不時地就會來一句“我是個軍人”。母親在他退伍后的第一年，離婚改嫁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對父親，我至今都認為，如果他肯早點轉業回來，這個家不會分崩離析。

　　父親那次來，是看孫子的。我在電話里告訴他小婷生了的時候，他停了一會兒，丟來一句：“我過去看看。”

　　我到火車站接他，開了輛新車。他有點驚訝，摸了摸說：“你買的?”

　　我點了點頭。

　　他給了我一拳，說：“混得不錯啊。”

　　我揉著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說：你不打我就難受是吧。可我的心里卻是高興。父親的拳頭有多層含義，生氣的時候，表達憤怒，此時表達欣賞。

　　父親給孫子買了塊玉墜子做禮物，水頭不錯，就是小。岳母說：“親家真是好眼光，大小給嬰兒戴正好。”有點話里有話的意思。父親笑了笑，沒接口。

　　看過孩子之后，他沒睡在家里，而是租了間小旅館。小婷覺得過意不去。她說：“爸，家里有地方。干嘛睡外面啊?”

　　父親說：“我打呼嚕響，吵你們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給了小婷一個眼色，讓她別勸了。父親是不會住的，因為這里是他的心病。

二

　　小婷是上海人，家境很普通，但以上海作背景，就會有種自然而然的優越感。比如岳父母的退休金，比我父親的工資還要高。再比如他們手里的兩套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老房子，從容不迫地就漲成了近百萬的身家。

　　2004年，我向談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沒猶豫地答應了。但是她的母親，開出了張讓我心驚肉跳的禮單：買房，辦酒席，禮金2.8萬。女方買車，裝修，置家具。那一年，上海的房價已經開始離譜，對于工作不滿兩年的我來說，即便按揭，也捉襟見肘。

　　萬般無奈下，我給父親打了電話。父親說的還是那句：“我過去看看。”

　　說實話，我沒想過兩家父母會以談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見面。父親一上來拿出了撒手锏。他從貼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張存折擺在桌上，說：“少軍那兒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費和這幾年攢的都在這兒了，一共4.6萬元。多了，真沒有。但是，我想說，我是個軍人。我這輩子教給我兒子，就是個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證她不受委屈。小軍要做了對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親聽完了，接不下話。但一直不說話的準岳父卻說：“那就這么定了吧。”

　　那天兩家做了個互換的決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給我們，買車的事以后再說，父親的存款用來裝修買家電，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籌。

　　從小婷家出來，我終于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說：“爸，謝謝你啊。”

　　父親卻一直黑著臉，沉默不語。第二天，他就買了車票回鞍山。臨上車前，他忽然對我說：“爸這個人性格不好，在社會上掙不到什么錢。你娶個媳婦，還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說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轉身上車了。

　　我結婚后，父親幾乎很少來上海，我也很少回去看他。后來我開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風光的時候，曾準備訂機票接父親來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絕了。他在電話里說：“少軍，有錢也別亂花，你還有孩子呢，將來那就是無底洞。”

　　小婷說：“我感覺你和你爸不是很親呢。”我毫不掩飾地說：“是。我活的前12年里，有他沒他一樣。16歲上高中開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

　　其實，如果再細分下來，我和他共處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時間無話可說，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記憶里，足夠溫馨的片段，少之又少。

　　父親再來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沒挺過那場經濟危機，債主上門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除了喝酒就是上網，小婷抱著孩子，回了娘家。

　　父親得知我的近況，從家里趕來了。他一進門，劈頭就問：“出了這么大事，怎么不告訴我?”

　　我說：“告訴你有用嗎?除了罵兩句，你能解決什么問題。”

　　他說：“我這有15萬，你可以拿去用。”

　　我哈的笑了一聲：“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錢。15萬夠干什么?”

　　父親說：“夠干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不能這樣活著。別忘了你是軍人的兒子，你給我活得有志氣點！”

　　我不耐煩地說：“你別再用這句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隊里混了10年被勸退，在家里，你連我媽也留不住。我呢，結個婚還要住丈母娘的房子。你是軍人怎么了?也不能改變你是失敗的人!”

　　最后，父親用拳頭結束了這場對話。那天他走的時候，把存折摔在我臉上說：“真對不起啊，你有個失敗的爹。可你也有兒子呢，麻煩你別活得像你爹那么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