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父親第二次從鞍山來上海,還是穿著綠色的舊軍裝,提著只黑皮箱。人群里很容易看見他,個子很高,脊背挺得筆直。
父親當過10年兵,轉業后也常以軍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時不時地就會來一句“我是個軍人”。母親在他退伍后的第一年,離婚改嫁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對父親,我至今都認為,如果他肯早點轉業回來,這個家不會分崩離析。
父親那次來,是看孫子的。我在電話里告訴他小婷生了的時候,他停了一會兒,丟來一句:“我過去看看。”
我到火車站接他,開了輛新車。他有點驚訝,摸了摸說:“你買的?”
我點了點頭。
他給了我一拳,說:“混得不錯啊。”
我揉著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說:你不打我就難受是吧。可我的心里卻是高興。父親的拳頭有多層含義,生氣的時候,表達憤怒,此時表達欣賞。
父親給孫子買了塊玉墜子做禮物,水頭不錯,就是小。岳母說:“親家真是好眼光,大小給嬰兒戴正好。”有點話里有話的意思。父親笑了笑,沒接口。
看過孩子之后,他沒睡在家里,而是租了間小旅館。小婷覺得過意不去。她說:“爸,家里有地方。干嘛睡外面啊?”
父親說:“我打呼嚕響,吵你們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給了小婷一個眼色,讓她別勸了。父親是不會住的,因為這里是他的心病。
二
小婷是上海人,家境很普通,但以上海作背景,就會有種自然而然的優越感。比如岳父母的退休金,比我父親的工資還要高。再比如他們手里的兩套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老房子,從容不迫地就漲成了近百萬的身家。
2004年,我向談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沒猶豫地答應了。但是她的母親,開出了張讓我心驚肉跳的禮單:買房,辦酒席,禮金2.8萬。女方買車,裝修,置家具。那一年,上海的房價已經開始離譜,對于工作不滿兩年的我來說,即便按揭,也捉襟見肘。
萬般無奈下,我給父親打了電話。父親說的還是那句:“我過去看看。”
說實話,我沒想過兩家父母會以談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見面。父親一上來拿出了撒手锏。他從貼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張存折擺在桌上,說:“少軍那兒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費和這幾年攢的都在這兒了,一共4.6萬元。多了,真沒有。但是,我想說,我是個軍人。我這輩子教給我兒子,就是個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證她不受委屈。小軍要做了對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親聽完了,接不下話。但一直不說話的準岳父卻說:“那就這么定了吧。”
那天兩家做了個互換的決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給我們,買車的事以后再說,父親的存款用來裝修買家電,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籌。
從小婷家出來,我終于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說:“爸,謝謝你啊。”
父親卻一直黑著臉,沉默不語。第二天,他就買了車票回鞍山。臨上車前,他忽然對我說:“爸這個人性格不好,在社會上掙不到什么錢。你娶個媳婦,還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說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轉身上車了。
我結婚后,父親幾乎很少來上海,我也很少回去看他。后來我開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風光的時候,曾準備訂機票接父親來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絕了。他在電話里說:“少軍,有錢也別亂花,你還有孩子呢,將來那就是無底洞。”
小婷說:“我感覺你和你爸不是很親呢。”我毫不掩飾地說:“是。我活的前12年里,有他沒他一樣。16歲上高中開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
其實,如果再細分下來,我和他共處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時間無話可說,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記憶里,足夠溫馨的片段,少之又少。
父親再來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沒挺過那場經濟危機,債主上門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除了喝酒就是上網,小婷抱著孩子,回了娘家。
父親得知我的近況,從家里趕來了。他一進門,劈頭就問:“出了這么大事,怎么不告訴我?”
我說:“告訴你有用嗎?除了罵兩句,你能解決什么問題。”
他說:“我這有15萬,你可以拿去用。”
我哈的笑了一聲:“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錢。15萬夠干什么?”
父親說:“夠干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不能這樣活著。別忘了你是軍人的兒子,你給我活得有志氣點!”
我不耐煩地說:“你別再用這句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隊里混了10年被勸退,在家里,你連我媽也留不住。我呢,結個婚還要住丈母娘的房子。你是軍人怎么了?也不能改變你是失敗的人!”
最后,父親用拳頭結束了這場對話。那天他走的時候,把存折摔在我臉上說:“真對不起啊,你有個失敗的爹。可你也有兒子呢,麻煩你別活得像你爹那么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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