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家教既有明晰的道德理想，又有以家庭為單位的健全的組織制度，是在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之外最早的和長效的教育資源；雖然這種教育傳統在近現代遭遇過人們的摒棄，但撫今追昔，尤其是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我們確有必要重審古代家教在教化天下方面留下的歷史經驗。

　　古代家教首先推重的是讀書。但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讀書歸趨問題總是遭到近、現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為古代讀書人只能拚擠于一條“應試做官”的獨木橋。對此，南宋哲學家陸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確的回答：“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認為讀書應以“通經知古今”為目的，這樣至少能成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舉應試，也有利于“事君臨民”。

　　清末花隱老人甘樹椿在《甘氏家訓》中說：“我家自祖父以來，專以耕讀為業，不干預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篤守家風，專務本業，奮志讀書。”即便是耕田務農也要“奮志讀書”，足見中華傳統文化對于提高人的從業素質有著至關重要的滋養之功。古代家教強調讀書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質和敬業精神，力圖使讀書的'子弟踐行一種學以致用的人生哲學。

　　凡人須先立志：志向決定成就

　　古代先賢教育子女“凡人須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虛浮，如何任得事。如何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德行立于己志”，樹立德行在于有自己的志向。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虛浮，如何任得事。老當益壯，貧且益堅，是立志之說也。”一個人有什么樣的志向將決定你成為什么樣的人，人如果不立志，就會喪失前進的目標，從而碌碌終生。立什么志？諸葛亮說“志當存高遠”。

　　什么樣的志稱得上高遠？那時的人常常把讀書考科舉當官，獲得榮耀與財富作為立志奮斗的目標。但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在家信中不希望子女都這樣，而是說“兒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圣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后，斯可矣”就是說，好好做人，做點為前人爭光，為后人造福的事就可以了。

　　曾國藩在給兄弟的家信中曾稱贊從前婺源的汪雙池，30歲以前在瓷窯上為人家打工畫瓷碗。30歲以后在私塾教學到老，終身不參加科舉考試，但最終著書一百多卷，成為當朝為數不多的名儒。“余所望于諸弟，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曾國藩贊揚汪雙池未入仕途，一生讀書寫書，為后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尤其是他“立志有恆”的精神。

　　現在的家長該怎樣教育孩子立志呢？有的家長也對子女進行立志教育，所謂的“志”，就是要子女好好學習，考上一個好大學，找到一份好工作，往后的小日子過得美美的，這類的“志”和國家對接班人的期望，也和曾國藩等古人立志的出發點相差甚遠了。

　　家國同構：天下事亦是家事

　　中國古代創立的“家國同構”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務分攤到每個家庭來承擔，直接把家庭這個社會最基層的單位及人所依賴的生活環境變成了道德教化的組織機構。《三字經》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過”，就是社會向家庭分攤教化任務的明證。古代家教的實質其實就是在全社會推行道德教化的家庭責任制。

　　唐代崔元煒的母親說：如果聽說在外面做官的兒子生活過得很清苦，就是“好消息”，如果聽說他在外面過得裘馬輕肥、生活奢侈，就是“壞消息”；她正告兒子做官如果“不務清潔，無以戴天覆地”。這說明為官清廉與否，不僅事關社會的禍福，也波及家庭的榮辱，這是從“家國同構”的教化模式中產生出的價值取向。

　　確立這種道德觀念的意義還在于：進一步把家庭倫理秩序向社會進行類比和推廣，要求人們要像對待親人一樣對待天下所有人，力圖構建普天之下親如一家的大同世界。這就是中國古代典型的“家國同構”的教化模式，它成功實現了把家庭倫理同人際倫理、政治倫理的對接和統一。這其實也是從生命倫理的高度表現的對人類的終極關懷。

　　重視修身：成于困約，敗于奢靡

　　中國人自古注重庭訓家教，“重德修身”是各家家教家訓的核心內容。古人強調通過“修身”來不斷克服身上的缺點，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達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實現經世濟民的抱負。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對“修身”的內容、途徑和最終目標都有闡述。

　　宋代大儒朱熹即在《家訓》中指出：“有德者雖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雖年高于我，我必遠之。”意思是說，有德的人雖然年齡比我小，我也會尊敬他；不肖的人，雖年齡比我大，我也必定疏遠他。從中可以看出朱熹對德的重視程度。在朱熹看來，重視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體，飲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無也，不可不慎哉！”

　　“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古人把驕奢作為思想意識上的兩大敵人。詩人陸游的家訓中說，“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約，而敗于奢靡。”天下的事都是因為在困難之中發奮圖強而成功，也都是因為成功后產生驕傲、奢侈，萎靡不求上進而失敗。一個人應常常警惕“驕奢”的思想情緒。周怡《諭兒書》中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則子子孫孫常享溫飽矣。這些都是告誡我們如何時時處處保持謙遜節儉美德，防止驕傲奢侈行為。

　　教子以德：小節不拘大德怎成？

　　南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強調“學習眼前事”其中更重視兒童道德行為操作的訓練，自幼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習慣，教給他做人的根本，使其受用一生。有古語曰：“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小節不拘大德怎成？”注重道德培養，也就是要求從小事身邊事做起。這是至今品德教育中必須遵循的原則。

　　清代大學士張英，敬信神佛，樂善好施，為官清正，對民生疾苦、四方水旱知無不言，深獲康熙的信任。他寫的家訓《聰訓齋語》中屢次提及做人要“立品”：“讀經書、修善德、慎威儀、謹言語”。他在家教中從來不主張疾言厲色，而是使用日常的淺白語言，細致耐心。

　　他教導兒子張廷玉如何為人處世時，說：“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張廷玉牢記父親教導，從小就熟讀經書，待人寬厚恭儉，后任職大學士、軍機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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