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產生要當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階段。為了驗證我成為作家的可能性，父親領我拜會了《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師。有一次徐老師對我說：“在中國作家里，你應該讀一讀孫犁的書。”我立即大言不慚地答曰：“孫犁的書我都讀過。”他又問：“你讀過《鐵木前傳》嗎？”我說：“我差不多可以背誦。”
1979年秋日的一個下午，我終于走進了孫犁先生的“高墻大院”。這是一座早已失卻規矩和章法的大院，孫犁先生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并詳細描述過它的衰敗過程。如今各種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著，稍顯平整的一塊地，還被一戶人家種了一小片黃豆。那天黃豆剛剛收過，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會神地撿豆子。我看到他的側面，已猜出他是誰。看見來人，他站起來，把手里的黃豆亮給我們，微笑著說：“別人收了豆子，剩下幾粒不要了。我撿起來，可以給花施肥。丟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溫厚，聲音洪亮，夾雜著淡淡的鄉音。他說話時眼睛很少朝你直視，你卻時時能感覺到他的關注或者說觀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褲，當他騰出手來和我握手時，我發現他戴著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著他引我們進屋，高聲詢問我的寫作、工作情況。我很快就如釋重負，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會不茍言笑的，戴著套袖的作家給了我一種親近感。
其后不久，我寫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說，自己挺看重，拿給省內幾位老師看，不料有看過的長者好心勸我不要這樣寫，說“路子”有問題。我心中暗暗地不服，又斗膽將它寄給孫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報》的“文藝”增刊上發了出來，《小說月報》也很快做了轉載。
我再次見到孫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著大風。他剛裁出一沓沓粉連紙，和保姆準備糊窗縫。見我進屋，孫犁先生迎過來第一句話就說：“鐵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見老？我這兩年老得特別快。”當時我說：“您是見老。”我說完很后悔，我不該迎合老人去證實他的衰老感。接著我便發現，孫犁先生的兩只襖袖上，仍舊套著一副干凈的青色套袖，看上去洋溢著一種干練的活力，一種不愿停下手，時刻準備工作的情緒。這樣的狀態，是不能被稱做衰老的。
我第三次見到孫犁先生，是和幾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沒撿豆粒，也沒糊窗縫，他坐在寫字臺前，桌上攤著紙和筆，大約是在寫作。看見我們，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別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見了那副套袖。記得那天他很高興，隨便地和大家聊著天，并沒有摘去套袖的意思。這時我才意識到，套袖并不是孫犁先生的臨時“武裝”。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贈我的幾函宣紙精印的華箋寄給孫犁先生后，收到他這樣的回信：“同時收到你的來信和惠贈的華箋，我十分喜歡。”但又說，“我一向珍惜紙張，平日寫稿寫信，用紙亦極不講究。每遇好紙，筆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紙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見過習慣戴套袖的孫犁先生，或許我會猜測這是一個名作家的“矯情”，但是我見過了戴套袖的孫犁先生，見過了他寫給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紙不是《天津日報》那種微黃且脆硬的稿紙，就是郵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則永遠是印有紅色“天津日報”字樣的那種。我相信他對紙張有著和對棉布、對衣服同樣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勞動的尊嚴與德行，是人生的質樸和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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