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30歲時，曾經立志做圣人，為此他狠斗私字一閃念，拼命節制自己的欲望。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撿到一大筆錢，他站在旁邊非常羨慕。醒了以后他非常自責，連做夢都這么貪利愛錢。然而他就任兩江總督后，卻建起了小金庫，看來人都是環境的產物，即使如曾國藩者，也不能免俗。不過他的小金庫，與其他官員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資金來源。清朝官場的潛規則很多，比如逢年過節，或是過個生日，甚至偶染風寒，一些有點想法的下屬官員，或是下屬單位，都要給上級領導送禮。對于這些禮物，曾國藩的態度是，送現金的一概回絕，送實物的則區別對待。
咸豐十一年，曾國藩把總督府移到安慶。領導搬家，需用很多，廬州知府唐景皋非常適時地趕來送禮，大到家具，小到被褥，辦公用的，家里使的，應有盡有。曾國藩看了這大車小車的禮物，只挑了七領草席留下，其余一概退還了。湘軍有一個猛將鮑超，這個人打仗勇猛，但特別貪財，每打下一個地方都會大肆搶劫一番，因而腰包很是厚重。有一年，曾國藩的生日到了，鮑超準備了16大包禮物，都是珠寶古玩之類，金光閃閃，奪人眼球。曾國藩只是從中挑選了一頂小帽，其他的都讓鮑超帶回去了。
人家送禮他不收，曾國藩的小金庫哪兒來的錢呢？原來在他的治下，有幾個衙門油水很大，比如上海海關、淮北海關和鹽運司，這些部門靠著國家壟斷，每年進出的銀兩數額很大，官員很肥。他們送錢，曾國藩就不挑挑揀揀了，來者不拒，一文不少地笑納，小金庫這才充盈起來。
小金庫的錢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花在了交際應酬上。曾國藩初入朝廷時，也算得上一個憤青，對官場中的很多事都看不慣，后來真到做事時才發現，“茍無人情，百求罔應”，不懂得應酬交往，沒有人脈資源，簡直寸步難行。碰壁的痛苦，掣肘的煩惱，都成了一種磨礪，畢竟在一種環境下，生存還是第一位的。
曾國藩應酬起來，禮數很周到，出手也很大方。兩江地區經濟發達，迎來送往很多，對京城的官員，不論職務高低，來時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時候也不讓空手，都會有100兩左右的“程儀”相贈。同治七年，他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到北京謝恩后，臨走他給自己認識的官員、老鄉和與自己工作有關系的官員都送了一點兒禮，“余送別敬，三江兩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禮金都不重，但送的人多，江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在北京當官的，一人一點兒，加在一起達到了1。4萬兩白銀。
但小金庫的花銷僅限于此，來之于衙門，用之于官員，而對于自己的私人花費，家庭的開支，給親戚朋友的饋贈，都是從自己的工資等合法收入當中支出，不動小金庫分文，就連官場上的朋友，如果純屬私人關系的饋贈，也不例外。按照清朝的財政制度，即使貴為總督，生活中比如請轎夫、買轎子、做衣服、租房、請師爺、養幕僚等，都需要他們自己花錢，這些支出相當多，以至于曾國藩也常常捉襟見肘。
曾國藩生活非常簡樸，英國人戈登見到他時曾大為驚訝，因為他“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曾國藩曾請人吃飯，客人發現桌子上所用的竟然都是“瓦器”。他不光對自己要求嚴，對家人也是一樣，他要求家中的女眷都要干活，還制定了一個工作日程表，每天早上做跟飲食有關的工作，早飯后要織布，午飯后做繡花等細工，晚上做做鞋等粗工。所以一到晚上，在南京兩江總督府內，全家長幼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這在大清帝國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了。
小金庫的設立，本來就是一種官場的潛規則，來錢無人把關，支出也無人審查，所以官員們都心照不宣，把它當成一種灰色收入帶回家，可曾國藩卻不然。他從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臨走時讓兒子查了一下小金庫里還有多少錢，兒子匯報說刨去各種應酬花銷，還剩1萬多兩。兒子問怎么處理，曾國藩回答說捐給地方做慈善吧，一分錢也不帶走，同時提醒他，不管捐到哪里，千萬不要留名。他說：“我一生享有很大的名聲，心中已經有愧了，再坐享一個清官的名氣，擔當不起。”
一個人再偉大，也不可能沒有瑕疵，不犯錯誤，為此，孔子都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也可。”意思說大節不錯就很好了，小節誰也難免會有出入的。人生于世，難免會同世俗達成一定的妥協，但一定不能失去內心的堅守，唯有如此，一個人才能在混濁的世界中，保持一份內心的清澈，這是曾國藩留給我們又一個值得深思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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