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博弈本意是下棋，引申義是：在一定條件下，遵守一定的規則，一個或幾個擁有絕對理性思維的人或團隊，從各自允許選擇的行為或策略進行選擇并加以實施，并從中各自取得相應結果或收益的過程。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關于左宗棠的博弈故事。

　　這是一次左宗棠與人在官場上的博弈，憑著這次爭斗，左宗棠開始邁向了權力高峰。

　　咸豐九年夏，北京城的都察院接到一紙控狀，原來是已革職的永州總兵樊燮控告永州知府黃文琛勾結湖南巡撫幕客左宗棠圖謀陷害。同時，湖廣總督官文參劾左宗棠的奏折也送達御覽，官文在奏折上稱左宗棠是出名的劣幕，驕橫跋扈、把據湖南、越權干政。

　　官僚體系外的師爺擅權專政、陷害朝廷命官，這是官場大忌，所以咸豐皇帝很生氣，當即下旨，令官文與湖北主考官錢寶青嚴查此事，并密諭：“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當即就地正法。”

　　時隔不久，復有內外臣工上疏，這回都是保舉左宗棠的。一份是湖北巡撫胡林翼所奏：左宗棠才可大用，只因為名滿天下，所以“謗亦隨之”;另一份是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長)潘祖蔭的專折，更是極力薦舉左宗棠：“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也。宗棠為人，秉性剛直，疾惡如仇，湖南不肖之員，不遂其私，思有以中傷之久矣。湖廣總督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系尤大，不得不為國家惜此才。”

　　封疆大吏彈劾在前，朝廷重臣保舉于后，這個左師爺該如何處置呢?

　　咸豐主意未定，便找御前大臣肅順商量：“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真是個人才，是不是應棄瑕錄用?”肅順說：“人才難得，自當愛惜。”他還建議皇帝再給官文寄一份密旨，附上內外臣工保薦左宗棠的奏折，讓官文酌察情形辦理，咸豐從之。后來官文復奏，“樊燮案”與左宗棠無涉，還了左宗棠一個清白。隨后兩江總督曾國藩的保折也到了：“宗棠剛明耐苦，可大用。”

　　咸豐于是頒下詔書，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

　　至此，“樊燮告左師爺”一案徹底了結，左宗棠有驚無險，并因禍得福。其后，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國、追剿捻軍、收復新疆、主持洋務運動，成為晚清中興名臣。這也證明了潘祖蔭當年所言非虛：大清不可無左宗棠，殺了左某人，絕對是大清社稷的損失。

　　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將左宗棠的命運反轉歸功于潘祖蔭等人的慧眼識才、咸豐皇帝的從善如流以及官文的手下留情呢?進而言之，從咸豐九年的左宗棠事件中，我們是不是可以說，當時的權力系統是能夠通過公開的彈劾與保舉機制，從而有效地辨析是非、識別人才的?

　　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樊燮的控告、官文的參劾與潘祖蔭、胡林翼的保舉，只是臺面上的意見博弈，臺面下還牽涉到更為錯綜復雜的勢力較量，“倒左”與“保左”雙方都動用了不可明言的私人關系網絡，啟動了妙不可言的隱權力機制。左宗棠最后勝出，樊燮則灰溜溜卷鋪蓋走人，除了左宗棠確是匡世之才外，更說明他的隱權力遠遠超出了對手的想象。

　　事情得從樊燮說起。這個鎮總兵、二品大員據說極不成器，貪贓枉法，挾優宿娼。時值多事之秋，“寇事急”(指太平天國起義)，永州知府黃文琛日夜守城，樊燮則日夜酣飲狎優，不出衙門。黃文琛非常不滿，有一次干脆帶著官印，跑到巡撫駱秉章那里要求解任。樊燮害怕黃文琛說自己的壞話，也進省拜謁巡撫。駱秉章讓他去見師爺左宗棠，誰知見了左師爺，卻迎頭遭到一通教訓：“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快請安!”樊燮也不是吃素的，回敬說：“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大怒，將其厲聲呵斥出去。樊燮進謁，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帶著一肚子暗恨回到永州。

　　平心而論，左宗棠的做法的確過分了。只是當時他深得駱秉章的信任與器重，上至布政使，下至州縣牧令，均由左宗棠定奪，作威作福慣了，連湖南、湖北兩省的總督官文都不放在眼里。時人都戲稱他為“左都御史”，意思是說，巡撫按例不過領右副都御史銜，左宗棠的權力竟比巡撫還大。這當然是一種缺乏合法性的隱權力，師爺不過是地方行政長官的私人顧問，不領朝廷俸祿，沒有正式職權，因此師爺專擅，是為僭越。后來官文彈劾左宗棠“越權干政”，也不是全無所本。

　　樊燮受辱未幾，咸豐八年年底，駱秉章趁赴京陛見之機，參了樊燮一本?；厥『笥治賳T查實樊挪用公款等劣跡，致使樊燮被革職回籍。樊燮懷疑是左宗棠從中陷害，更是憤恨難消。此時，對左宗棠專擅早已心存不滿的湖南布政使文格極力慫恿樊燮倒打一耙。樊燮在湖廣也是頗有勢力的，他是官文圈子里的人，與官文門丁李錦堂交情不淺，現在受了委屈，便請李打點關系，找總督大人告狀、訴苦。

　　官文當然要維護親信，因為親信的私人效忠關系，通常構成了庇主的隱權力根基。于是官文暗助樊燮將控狀遞上都察院，同時親自具折參劾左宗棠。在得到御批嚴查之后，他即刻將涉案的黃文琛等人逮問，并準備捉拿左宗棠到湖北對質。

　　而另一邊，左宗棠的東主駱秉章也不可能見死不救，咸豐九年八月廿五日，駱秉章將樊燮妄控的情由奏明，并把查明的賬簿、公稟、樊燮親供等文件，咨送軍機處。但是，以駱秉章的身份為左辯解，在皇帝看來，難免有護短的嫌疑，所以皇帝批復“劣幕把持”，并對駱秉章嚴加申飭。有好事者還在左公館大門邊刷上“大字報”：“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

　　眼看大禍臨頭，恃才傲物的左宗棠這才慌了神。巡撫衙門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所以他決意出幕，以免累及駱秉章。他打算北上進京，一者咸豐十年是大比之年，如果撈個進士回來，哪用屈尊當什么師爺?二來樊某人既然告到北京，我也不怕他，“愿就刑部對質，一夕暴死”，這是左宗棠致信好友兼姻親胡林翼時所言，其不善鉆營的秉性，由此可見一斑。這位“左都御史”得意之時，用隱權力肆無忌憚地挑戰湖南官僚的正式權威，其實卻全然不明白隱權力的微妙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