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給人捎信,讓我回趟老家。

二叔今年已過花甲,仍擔任村里的小組長。
在我的記憶中,二叔先當隊長,后干村長?,F在村長不當了,又做起了組長。
這次回去到二叔家坐坐,二嬸就嘮叨說,你二叔隊長村長都干過了,還干小組長,這把年紀了,操心勞肺的。二嬸說話還帶點譏誚——你二叔就是官迷心竅。
我知道二叔不管當隊長還是村長,都不算什么官。然而,他為大家實實在在地謀了不少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那時谷賤傷農,二叔走村串戶動員大家栽果樹,搞旱改水改造低產田,千方百計讓土地多產出,使糧農增收。二叔說,只要他當一天干部,就要對得起這點薪酬。
看來,二叔還真的拿組長當回事。
一天,我回老家,剛吃完飯,正準備午休,二叔就來找我,說,這回你得幫幫我。
二叔你有什么難事盡管說,只要我能辦到的,肯定不遺余力。
我家的幾十株樹被人砍了,我要到法院告狀。二叔說。
聽了二叔的話,我很吃驚,好好的樹怎么讓人砍了?又是誰砍他家的樹呢?還沒等我問,二叔就連珠炮似地說——樹是三蠻子砍的,有人證物證。
我一聽頭就大了,三蠻叔和二叔是堂兄弟,都是我叔。常言說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我感到棘手,果斷地對二叔說,都是自家兄弟,打什么官司,還是家事家了吧。
二叔感覺我在糊弄他,冷冷地丟下一句,你不管是吧?
我望著二叔漸漸遠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其實我對二叔說的話是認真的,也是深思熟慮的。
二叔走后父親說,你二叔天天跑里跑外的累死也不討好……
聽了父親的話,我才明白,原來,村西南有塊地,在楊樹走俏的.時候,每家都在自己的地上栽上楊樹,有的地寬栽兩行,有的一戶地不足一米寬也栽一行,如此密植,樹長起來很擁擠,有的已焦梢了,的的確確形成了低產林。現在糧價一漲再漲,老百姓簡單地算了一下賬,紛紛要求退林還田。因此,二叔開了幾次群眾會議,家家同意并簽名要求毀樹。達成共識后,各家就開始刨樹。然而,三蠻叔等幾戶卻遲遲不動。眼看秋播在即,已刨樹的農戶急眼了,天天去找二叔,要求處理此事。
二叔三番五次登門做工作,光打雷不下雨,無奈,二叔組織群眾強制執行。
冤有頭、債有主。二叔強行把人家的樹刨了,三蠻叔愣是以牙還牙把二叔家河岸邊的樹給砍了。
二叔報了警,派出所把三蠻叔爺倆帶去關了一宿就放了,讓村里處理此事。二叔一氣辭去了組長職務。
二叔要到法院起訴三蠻叔,我堅決反對,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之間,又是為大家謀利益,個人吃點虧就算了。
在我的不斷勸說下,二叔終于偃旗息鼓了。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黑地竟殺出李逵來——四侉叔的兒子小松子卻初生牛犢不畏虎,硬把二叔告上了法庭。
二叔捎信讓我回家就為這事。我一見二叔,二叔就把法院的傳票遞給我,說,你看當初我要告,你不同意,現在惡人先告狀了,分明是啞巴受驢辱,有苦難言嘛。
二叔,你別急,我安慰二叔說,這回我赤膊上陣,絕不袖手旁觀。
開庭那天,當我走進法庭,沒想到竟座無虛席。來的都是左鄰右舍,有長輩,也有平輩,還有晚輩。他們來干什么的,我一時鬧不清。是看熱鬧也好,作證也罷,我該講些公道話了。
我征得審判長同意,說,今天二叔既然被告上法庭,不管是家事還是公事,我要闡述兩個觀點:首先,作為被告主體有誤,二叔是小組長,他代表的是組里大多數人的利益,他組織刨樹也是組里大多數人的愿望,他的行為應該是職務行為,而不應該是個人行為,此時,他已經不再擔任組長的職務了(姑不論砍樹對與錯),應該把新的組長列為被告。另外,我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已經泛黃的《淮陰日報》,打開三版,說,有一篇我采寫的消息《孩子有救了》,該文講述的就是二叔當生產隊長時,為四侉叔家募捐的事。
四侉叔是退伍軍人,由于積勞成疾,喪失了勞動能力,兒子小松子又患黃膽肝炎,一時無錢醫治,二叔四處奔走為他家募捐,孩子終于有救了。我把這張報紙遞給原告小松子,說,你看看這事二叔是職務行為呢還是個人行為?
接著,我對小松子說,人要常懷一顆感恩之心,不要逆眾人意愿行事,對二叔的工作要補臺,不應拆臺??!
我的話講完了,請法官繼續審理。
法官進行了調查,并沒有當庭宣判。
事隔很久,也沒有二叔的消息。
我回老家過年,見到了二叔,他說:至今沒有接到法院的判決書,鎮政府的領導已找我三次談話,說我群眾基礎好,讓我重新出任組長,并讓我物色和培養好下任的組長。
聽了二叔的話,我的臉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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