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給人捎信，讓我回趟老家。

　　二叔今年已過花甲，仍擔任村里的小組長。

　　在我的記憶中，二叔先當隊長，后干村長。現在村長不當了，又做起了組長。

　　這次回去到二叔家坐坐，二嬸就嘮叨說，你二叔隊長村長都干過了，還干小組長，這把年紀了，操心勞肺的。二嬸說話還帶點譏誚——你二叔就是官迷心竅。

　　我知道二叔不管當隊長還是村長，都不算什么官。然而，他為大家實實在在地謀了不少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那時谷賤傷農，二叔走村串戶動員大家栽果樹，搞旱改水改造低產田，千方百計讓土地多產出，使糧農增收。二叔說，只要他當一天干部，就要對得起這點薪酬。

　　看來，二叔還真的拿組長當回事。

　　一天，我回老家，剛吃完飯，正準備午休，二叔就來找我，說，這回你得幫幫我。

　　二叔你有什么難事盡管說，只要我能辦到的，肯定不遺余力。

　　我家的幾十株樹被人砍了，我要到法院告狀。二叔說。

　　聽了二叔的話，我很吃驚，好好的樹怎么讓人砍了？又是誰砍他家的樹呢？還沒等我問，二叔就連珠炮似地說——樹是三蠻子砍的，有人證物證。

　　我一聽頭就大了，三蠻叔和二叔是堂兄弟，都是我叔。常言說得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我感到棘手，果斷地對二叔說，都是自家兄弟，打什么官司，還是家事家了吧。

　　二叔感覺我在糊弄他，冷冷地丟下一句，你不管是吧？

　　我望著二叔漸漸遠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其實我對二叔說的話是認真的，也是深思熟慮的。

　　二叔走后父親說，你二叔天天跑里跑外的累死也不討好……

　　聽了父親的話，我才明白，原來，村西南有塊地，在楊樹走俏的.時候，每家都在自己的地上栽上楊樹，有的地寬栽兩行，有的一戶地不足一米寬也栽一行，如此密植，樹長起來很擁擠，有的已焦梢了，的的確確形成了低產林。現在糧價一漲再漲，老百姓簡單地算了一下賬，紛紛要求退林還田。因此，二叔開了幾次群眾會議，家家同意并簽名要求毀樹。達成共識后，各家就開始刨樹。然而，三蠻叔等幾戶卻遲遲不動。眼看秋播在即，已刨樹的農戶急眼了，天天去找二叔，要求處理此事。

　　二叔三番五次登門做工作，光打雷不下雨，無奈，二叔組織群眾強制執行。

　　冤有頭、債有主。二叔強行把人家的樹刨了，三蠻叔愣是以牙還牙把二叔家河岸邊的樹給砍了。

　　二叔報了警，派出所把三蠻叔爺倆帶去關了一宿就放了，讓村里處理此事。二叔一氣辭去了組長職務。

　　二叔要到法院起訴三蠻叔，我堅決反對，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之間，又是為大家謀利益，個人吃點虧就算了。

　　在我的不斷勸說下，二叔終于偃旗息鼓了。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黑地竟殺出李逵來——四侉叔的兒子小松子卻初生牛犢不畏虎，硬把二叔告上了法庭。

　　二叔捎信讓我回家就為這事。我一見二叔，二叔就把法院的傳票遞給我，說，你看當初我要告，你不同意，現在惡人先告狀了，分明是啞巴受驢辱，有苦難言嘛。

　　二叔，你別急，我安慰二叔說，這回我赤膊上陣，絕不袖手旁觀。

　　開庭那天，當我走進法庭，沒想到竟座無虛席。來的都是左鄰右舍，有長輩，也有平輩，還有晚輩。他們來干什么的，我一時鬧不清。是看熱鬧也好，作證也罷，我該講些公道話了。

　　我征得審判長同意，說，今天二叔既然被告上法庭，不管是家事還是公事，我要闡述兩個觀點：首先，作為被告主體有誤，二叔是小組長，他代表的是組里大多數人的利益，他組織刨樹也是組里大多數人的愿望，他的行為應該是職務行為，而不應該是個人行為，此時，他已經不再擔任組長的職務了（姑不論砍樹對與錯），應該把新的組長列為被告。另外，我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已經泛黃的《淮陰日報》，打開三版，說，有一篇我采寫的消息《孩子有救了》，該文講述的就是二叔當生產隊長時，為四侉叔家募捐的事。

　　四侉叔是退伍軍人，由于積勞成疾，喪失了勞動能力，兒子小松子又患黃膽肝炎，一時無錢醫治，二叔四處奔走為他家募捐，孩子終于有救了。我把這張報紙遞給原告小松子，說，你看看這事二叔是職務行為呢還是個人行為？

　　接著，我對小松子說，人要常懷一顆感恩之心，不要逆眾人意愿行事，對二叔的工作要補臺，不應拆臺啊！

　　我的話講完了，請法官繼續審理。

　　法官進行了調查，并沒有當庭宣判。

　　事隔很久，也沒有二叔的消息。

　　我回老家過年，見到了二叔，他說：至今沒有接到法院的判決書，鎮政府的領導已找我三次談話，說我群眾基礎好，讓我重新出任組長，并讓我物色和培養好下任的組長。

　　聽了二叔的話，我的臉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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