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乘2等于幾？”
“4”這個剛剛轉學來的孩子第一次舉手回答。
“不對。應該答什么？”
“4”他肯定自己是對的。
“過來站在全班同學面前，想想正確答案”女教師說。
他就站著那里，穿著母親為他準備的最好的衣服，面對著還沒有認識的正在竊笑的同學們。試圖忍住淚水。
下課鈴聲響了，教師問“現在，你想出答案來了？”
他承認沒有。
她啟發他“應該這樣回答，‘4，夫人’”
他在70年之后寫到“直到后來，這種特性才在我身上強烈地顯露出來：我厭惡哪怕是最輕微的兵營式一律化或集體服從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這種獨立的迫切性促使許多人選擇了新聞業這一行”
二
二十出頭的時候他是個電臺的播音員，老板沖進辦公室向他大叫“趕快播！趕快播！市政大廳著火了，三個人跳下來了，都死了，我夫人剛給我打的電話，我家就在馬路對面，趕快！”
他伸手去抓電話。
“你干什么？”老板問“趕快播，趕快播！”
他要給消防隊打電話核實一下。
“你不用核實，我夫人從頭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他還是抓起了電話，老板氣瘋了，自己在話筒面前把這當成最新要聞播了出去，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電話接通了，消防隊說那算是不上火災，腳手架著了火，馬上就會熄滅，而且也沒有人受傷。
事件的結局是他被解雇了。
三
二戰的時候，作為合眾社的記者，他隨海軍作戰“海軍大炮把甲板所有的東西都送上了天，都被爆炸后的真空吸走了……我站在那兒，被眼前一切震憾，滿天的撲克牌雨點一樣飄落下來，有一張落在我緊抓著欄桿的手背上，是一張黑桃A”
他呆在那里直到戰爭結束，隨盟軍進入荷蘭，荷蘭人不停地向他們擲來郁金香，一直堆到汽車的檔泥板上。
“郁金香是很重的花朵”他寫道“我就是在那一天流下了戰爭以來的第一滴血——被一捆用鐵絲綁在一起的郁金香砸了個正著”
“上廁所成了我們最大的問題，人們水泄不通……不過出了阿姆斯特丹，向海牙方向開去的時候出現了一個缺口，放眼望去沒有荷蘭人，我們躲到一堵矮墻后頭，還沒來得及解決問題，就見荷蘭人蜂涌而至——男人，女人，小孩子，他們越過矮墻，把我們淹沒在他們的懷抱里，完全不管我們的身體還有一部分暴露在外”。
可以看到他寫作的力量。
就算他后來坐在主持人臺上，他堅持直播的最后一分鐘也隨時插入最新新聞，哪怕會造成播出的混亂，如果編輯根本不來及，他就在廣告時間轉身自己在打字機上把內容敲下來。
有一次播放最后廣告時，他的秘書說有位先生是他的老朋友，執意要他接聽電話，并說他就算在直播中也一定愿意這么做。
他認識這個人，是約翰遜總統的助理。
他接了電話，對方說“沃爾特，總統幾分鐘前去世了，是心臟病”
就在這個時候廣告播完了，他還在聽電話。直播間攝像機上的紅燈已經亮了。
全美國的電視觀眾都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側身接電話的主持人。
現場的編導都崩潰了。
他繼續聽了兩秒鐘，然后對著電話說“湯姆，等一下”，轉身向著電視觀眾報道他剛剛得知前總統約翰遜剛死于心臟病，他正在向奧斯汀的總統辦公室了解更多的細節，在節目結束前他把電話里得知的所有內容轉告了觀眾，就象早已準備好的稿子一樣完整。
但是，約翰遜總統生前，自己打電話來對節目內容發牢騷，而且指名必須讓他接的時候，他卻拒絕了。
“我們相信，總統的電話可能是對抗性而不是來提供信息的”他對可憐的總統女秘書說……
四
他童年曾去灌木叢打獵。
當他拾起那只依然活著的溫熱的小麻雀，看到它望著自己眼睛時，禁不住流下眼淚。
“它甚至都不責備我——只是對我感到失望。”
從那以后他終身再沒有打過獵。
他在電影院里會為看到任何弱小的動物或者人受到傷害而熱淚盈眶。這一點一直到老年也沒有改變。
有不少人問我“他為什么被認為是最受美國人信任的人？”
我想，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是個凡人，一直是——他總是直接對人們說話，他從不恐懼人們，也不討好他們。他只是象普通人一樣說話。
建國兩百周年的時候，他做直播，面前擺好了著名作家們為盛大的開幕式寫好的詞，可是隨著紅燈亮起，這一天的氣氛淹沒了他，他沒有念“早晨好，這里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他脫口而出的是“起來吧，起來吧，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的制片人快暈過去了，可是那些還在自己的臥室里睡眼猩松的人聽了會開懷一笑，然后去叼自己的牙刷。
他對宇航的狂熱和知識足可以讓他在電視上連續三個小時單獨做技術分析，為了阿波羅登月發射的一瞬間，他說他準備的東西和宇航局一樣地多。
但那一刻，他只說了兩個單詞“去吧，孩子”。
人們信任一個人，是因為他在心中引起的共鳴。
肯尼迪遇刺時，他是第一次報道此事的主播。
“中部標準時間——半小時前（停頓）肯尼迪總統于凌晨一時死亡（停頓）……”
他卡住了，做了兩次深呼吸，平息下來，這是他唯一一次在電視上難以自制地哽咽。
他連播六個小時后，回到辦公室想給妻子打電話，但是有人打電話進來了，是個自稱住在花園大道的女人。
“是哥廣嗎？我要投訴，你們在這時候讓那個克朗凱特播音，我們都知道他恨肯尼迪，他流的都是假惺惺的鱷魚淚”
他說，“你現在正在跟克朗凱特通話，你是個白癡，夫人”。
五
他一直恪守他的信條，“不偏不倚的立場”。以至他的同事抱怨他“過于謹小慎微了”，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間新聞的最后五分鐘加上自己的評論。
他拒絕了，“ 我做的不是社論，我做的是頭版，最重要的是為電視觀眾提供真實客觀的報道，如果我一會兒想不帶偏見地報道，一會再就同一題目發表一篇鮮明的社論，觀眾會把整個廣播業看作持偏見的行業”
他每天的結尾語都是“事實就是如此”，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當然，這樣的報道方式往往誰都不討好。
在越戰初期，保守派和政府的支持者們認為他站在狂熱的不愛國的自由派一邊，而學生和反戰者給他貼上當權派的喉舌的標簽。
他的老總安排他與長午飯，以緩和氣氛。部長拿愛國主義來要求他。
他說“愛國主義難道僅僅是毫無保留地贊同政府的每個舉動？或者我們是不是能把愛國主義定義有為勇氣宣揚并堅持一個人認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原則，而不論這些原則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圖？”
跟約翰遜總統一起晚飯時，他的幻滅感更深了。
約翰遜的雙手在半空作出有力的動作，說“我要把我的軍艦派到這兒，把我的飛機派到那兒，還要把我的'部隊派進去”
他渾身冰涼地想“他的軍艦，他的飛機，他的部隊”。
不久后，春節攻勢使局勢變得更不明朗，他決定“拿民意測驗中民眾對我們高度信任來冒一冒險”，他去了越南。
他穿上戰服的樣子完全沒有電影里的戰地記者叼著雪笳的倜鏜樣兒，就象個老實的中國西部農民大叔。他與士兵一起進入順化，道路被伏兵封鎖，最后他和12個裝著陸戰隊員的遺體的袋子一道乘直升機離開。美國軍方的二號人物對他承認春節攻勢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物力損失，而這時軍方發言人仍在對外宣稱只用增加幾萬軍隊就可以結束戰事，他想“把這話說給那些躺在袋子里的士兵說吧”
回到美國后，他唯一一次在節目中發表明確的意見“說我們陷入僵局似乎是唯一現實的，又是讓人沮喪的結論。本記者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唯一合理的出路在于談判……”
約翰遜總統的機要秘書回憶當晚“總統關掉電視機說‘如果我失去克朗凱特，我就失去了大半個美國”
大衛·哈爾伯斯坦的書《影響力之所在》中寫道“由電視主持人來宣布戰爭的結束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六
他在生活中最愛的是賽車和航海，他是專業的賽手。
新聞業讓人的血液里充滿對不可知的冒險與狂熱，或者也許，是這個行業自動選擇了這樣的人——他對“這廣袤深色宇宙中的一點鮮艷”的藍色星球感到永恒不滅的好奇和敬意。
他穿過高山，越過峽谷，航過大海，行走各處。
“最讓人感到滿足的，是在太陽落山之前在一處無人的小海灣拋錨，斟上一杯酒，舒舒服服地坐下，看鵝，鴨子和潛鳥滑向你，然后黑暗慢慢降臨，萬籟俱寂”他說。
今年7月17日，他去世，92歲。他曾一次次奮斗爭取，現在，他享受這神圣的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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