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詩發(fā)展概況

　　唐代是我國詩歌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強大的國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與豐厚的文化積累，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充足的條件。眾多偉大、杰出的詩人把我國詩歌藝術的發(fā)展推向高峰。

　　唐代初期，詩歌創(chuàng)作仍受南朝詩風的影響，題材較為狹窄，追求華麗詞藻。待到被稱為“四杰”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出現，才擴大了詩的表現范圍，從臺閣走向關山和塞漠，顯示出雄偉的氣勢和開闊的襟懷。他們無淪寫邊塞，還是寫行旅、送別，都有著這樣的情思風貌。在詩的體式上，這時完成了五七言律體的定型。律詩屬于近體詩，是相對于古體詩而言的。古體分四、五、七言和雜言，平仄沒有限制，也不求對偶。近體詩平仄和押韻有一定的體式，也要求對偶。律體的定型，對我國詩歌的發(fā)展影響深遠，它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的一種主要體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現了兩位重要詩人：陳子昂和張若虛。陳子昂主張詩應該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詩，就是這一主張的實踐。但他寫得最好的詩是那首《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抒寫不遇的悲愴，但其中蘊含的是自信和抱負，情懷壯偉，有一種得風氣之先而不被理解的偉大孤獨感。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寫月夜春江明麗純美的境界，融入濃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轉的音調，無窮的韻味，創(chuàng)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陳子昂和張若虛藝術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詩歌行將到來的信息。

　　盛唐是唐詩發(fā)展的高峰。此時詩壇群星輝映。王維和孟浩然善于表現山水田園的美，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那種寧靜平和的心境。王維的山水詩融詩情畫意于一體，把人引向秀麗明凈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著蓬勃生機。《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白可留。”雨后的松林間月色斑駁，流泉琮琮。浣紗女踏著月色從竹林間喧鬧著歸來；漁人正分開荷葉搖舟遠去。山村之夜，如詩如畫。他還有一些詩，寧靜中帶幾分禪意。在唐代的重要詩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響最為明顯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詩人，有些詩寫得慷慨激昂，有的詩表現出濃烈的人間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寫出了人們深情惜別時的普遍感受，后來被編人樂府，成為離筵上反復吟唱的歌曲《陽關三疊》。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凈的筆墨，寫山水田園的秀美。《過故人莊》寫做客田家的喜悅，恬靜的農舍，真摯的友情，充滿濃郁的生活情趣。《春曉》寫春日那種明媚靜美舒暢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個字，便寫出了無盡的情思韻味：“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暮煙籠罩中的一抹樹林，一輪水中月影。在這朦朧而明凈、深遠而靜謐的境界中，彌漫著一縷淡淡的鄉(xiāng)愁。孟浩然的許多詩，都這樣以極儉省的文字，表現多重境界和情思。這時和王維、孟浩然的詩歌風格相近的還有常建、儲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詩人，善于寫邊塞生活，如王昌齡、高適、岑參、祖詠等。他們大都到過邊塞，領略過邊塞的壯麗景色，向往邊塞立功。在他們的詩中，祖國山河的壯美與保家衛(wèi)國的豪邁情懷表現得淋漓盡致。王昌齡寫了二十幾首邊塞詩，最有名的是《出塞》《從軍行》。他的邊塞詩有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清剛的風格。其他題材的詩他也寫得很好，七言絕句有極高的藝術成就。高適的詩風趨于雄壯慷慨：“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土，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塞下曲》)從這首詩里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俠氣質。邊塞詩人的代表，還有岑參。他寫邊塞風物的雄奇瑰麗，寫軍人的豪雄奔放。荒漠與艱苦，在他筆下都成了充滿豪情的壯麗圖畫。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風貌、代表盛唐詩歌高度藝術成就的，是偉大詩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邁、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業(yè)的詩人，他的詩充分表現了盛唐社會士人的自信與抱負，神采飛揚，充滿理想色彩。他的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極大地豐富了古體詩的表現技巧，把樂府詩的寫作推進到—個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絕句和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起被后世推為唐人七絕的代表作。他的詩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爆發(fā)式的抒情、變幻莫測的想像和明麗的意象。他把樂府和歌行寫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噴涌而出時，如黃河之水，奔騰千里，一瀉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著盛唐昂揚的時代精神，晚年又親眼看到唐代社會的衰敗，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巨大反差。他的詩里既有建立不世功業(yè)在指顧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于朝廷黑暗的抨擊。他的詩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處。前人評他的詩，說是“發(fā)想無端”，《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帶著夸張的成分，寫愁生白發(fā)，說是“白發(fā)三干丈”；寫廬山的五老峰，說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寫黃河，說是“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詩人，他的詩常常帶著強烈的主觀色彩。又由于他性格開朗豪放，他的詩意象明麗清新、色彩鮮艷。他純然是一位天才的詩人。

　　當時另一位偉大詩人，是被后人稱為“詩圣”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人的深厚友情成為千古傳頌的文壇佳話。杜甫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都有過“裘馬輕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致君堯瞬”的抱負，一生卻窮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民眾的疾苦。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半個中國淪為丘墟。杜甫在戰(zhàn)火中流離轉徙，寫下了《北征》《三吏》《三別》《兵車行》《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現民生疾苦的詩作。戰(zhàn)爭中的許多重大事件、戰(zhàn)爭帶來的破壞、戰(zhàn)火中百姓的心態(tài)，在杜詩中都有極為生動的反映。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像他那樣深廣地反映安史之亂的歷史，因此他的待被稱為“詩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對百姓的苦難往往感同身受，發(fā)為歌吟，家國之痛與個人的悲哀也就融為一體。《春望》《登樓》《登岳陽樓》都是這樣的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國之悲，已經很難分開了。唐詩到杜甫是一大轉變，題材轉向寫時事、寫底層百姓的生活；寫法上采取敘事和細節(jié)描寫，在敘事和細節(jié)描寫中抒情。為便于寫時事，他多用古體，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詩。在他—千四百多首詩中，律詩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詩的成就，主要是拓寬了表現范圍，盡力發(fā)揮律詩這—體式的表現力，既嚴格遵守格律規(guī)則，又打破格律的束縛。變化莫測而又不離規(guī)矩，寫得出神人化。像《春望》《春夜喜雨》《登高》等詩，都是例子。有時為了更完整地表現一個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組詩的形式。用組詩寫時事，是杜甫的創(chuàng)造。律詩，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詩，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藝術手法和藝術風格上，杜甫與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噴涌而出，杜是反復詠嘆；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寫實；李是奔放飄逸，杜是沉郁頓挫。—般認為，在中國的詩歌發(fā)展史上，杜甫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對于后來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唐代中期，詩歌的發(fā)展走向多元化，出現了有明確藝術主張的不同流派。韓愈、孟郊和他們周圍的一些詩人，在盛唐詩歌那樣高的成就面前，另尋新路。他們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觀，常常打破律體約束，以散文句式入詩。在這—派的詩人里，李賀是一位靈心善感、只活了27歲的天才詩人。在他的詩里，充滿青春樂趣的五彩繽紛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與過早到來的遲暮之感交織在一起。他的詩，想像怪奇而豐富，意象色彩斑斕，而且組合密集。在這個詩派里，他的詩有著特別鮮明的風格特征。這時的另一個詩派，以白居易、元稹為主。他們主張詩應有為而發(fā)，應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元、白都寫有新題樂府，表示了對于國家的關心、對于黑暗現象的抨擊和對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樂府，有寫得好的，如《賣炭翁》等。在藝術表現上，白居易主張要寫得通俗易懂，趣味與韓、孟詩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寫有大量的'諷喻詩，也寫了不少閑適詩，而藝術上最成功的，是長篇歌行《長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詩人還有柳宗元和劉禹錫，他們的藝術趣味既不同于韓、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著自己的特點。

　　晚唐詩歌又一變。中唐的那種改革銳氣消失了，詩人們走向自我。這時出現了大量寫得非常好的詠史詩，杜牧、許渾是代表。杜牧是寫詠史詩的大手筆，對于歷史的思索其實是對于現實的感慨，歷史感和現實感在流麗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蒼茫的嘆息中融為一體，《江南春》《泊秦淮》等詩都是詠史佳作。晚唐藝術成就最高的一位詩人是李商隱。唐詩的發(fā)展，到盛唐的意境創(chuàng)造，達到了意象玲瓏、無跡可尋的純美境界，是一個高峰。杜甫由寫實而走向集大成，是又—個高峰。中唐詩人在盛極難繼的情況下，另辟蹊徑，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別開天地，又是—個高峰。詩發(fā)展至此，大有山窮水盡之勢。李商隱出來，以其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驚人的才華，開拓出—個充滿朦朧、幽約的美，讓人咀嚼回味的詩的境界，達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現心靈歷程的詩人，感情濃烈而細膩。他的愛情詩深情綿邈，隱約迷離，刻骨銘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詩(特別是無題詩)情思流動是跳躍式的，意象組合是非邏輯的，意旨朦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種解釋。他的藝術技巧，達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極大地擴大了詩的感情容量，為唐詩的發(fā)展作出了最后的貢獻。

　　晚唐后期的詩人們，有的走向華麗，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經無法和他們的前輩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