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詩集，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響的新詩集，盡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經有新詩集出現，但真正以嶄新的內容和形式為中國現代詩歌開拓一個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當時卻沒有第二部。郭沫若實在是中國的第一個新詩人，《女神》實在是中國的第一部新詩集。

　　《女神》除序詩外共收詩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詩寫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為一九二一年歸國后所作外，其余均寫于詩人留學日本期間，絕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兩年里。這時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震醒了古老的中國，五四運動的浪潮正在國內洶涌澎湃。人們在漫漫長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舊道德、舊禮教、專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擊和破壞;科學、民主、社會主義和一切新事物則受到了自覺的熱烈的追求。這是一個生氣蓬勃的時代，一個充滿著反抗和破壞、革新和創造的時代。《女神》對于封建藩籬的勇猛沖擊，改造社會的強烈要求，追求和贊頌美好理想的無比熱力，都鮮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運動的特征，傳達出“五四”時代精神的最強音。

　　這種破舊立新的精神貫穿在《女神》的絕大多數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時期所持的徹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態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詩篇《鳳凰涅盤》和《女神之再生》。

　　《鳳凰涅盤》以有關鳳凰的傳說作素材，借鳳凰“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著舊中國以及詩人舊我的毀滅和新中國以及詩人新我的誕生。除夕將近的時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與“寒風凜冽”，一對鳳凰飛來飛去地為自己安排火葬。臨死之前，它們回旋低昂地起舞，鳳鳥“即即” 而鳴，凰鳥“足足”相應。它們詛咒現實，詛咒了冷酷、黑暗、腥穢的舊宇宙，把它比作“屠場”，比作“囚牢”，比作“墳墓”，比作“地獄”，懷疑并且質問它 “為什么存在”。它們從滔滔的淚水中傾訴悲憤，詛咒了五百年來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這段悠長的時間里，有的只是“流不盡的眼淚，洗不盡的污濁，澆不息的情炎，蕩不去的羞辱”;在這段悠長的時間里，看不到“新鮮”和“甘美”，看不到“光華”和“歡愛”，年輕時的生命力已經消逝。于是它們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對現實的譴責里，交融著深深地郁積的詩人心頭的民族的悲憤和人民的苦難。鳳凰的自我犧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種濃烈的悲壯氣氛。當他們同聲唱出 “時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時候，一場漫天大火終于使舊我連同舊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義同歸于盡。燃燒而獲得新生的不只是鳳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詩人自己。他在寫這詩的前兩天，就曾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鳳凰一樣，采集香木，“把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再生出個‘我’來”(注：《三葉集》1920年1 月18日致宗白華信)。這種把一切投入烈火、與舊世界決裂的英雄氣概，這種毀棄舊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歡樂，正是五四運動中人民大眾徹底革命、自覺革命精神的形象寫照。至于凡鳥的淺薄和猥瑣，意在鞭撻現實中的丑惡和庸俗的同時，進一步襯托鳳凰自焚的沉痛和壯美。“火中鳳凰”的傳說給予詩人以現實的啟迪，使詩歌的徹底革命精神緊密地結合著歷史樂觀主義的態度，最后，鳳凰更生了。詩人以汪洋恣肆的筆調和重疊反復的詩句，著意地渲染了大和諧、大歡樂的景象。這是經過斗爭冶煉后的真正的創造和新生。它表達了詩人對“五四”新機運的歌頌，也是祖國和詩人自己開始覺醒的象征，洋溢著熾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熱情。郭沫若曾說《鳳凰涅盤》是在一天之內分兩次寫成的，詩里傾瀉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體現了詩人在創作上狂飚突進的精神。和《鳳凰涅盤》一樣，根據古書上女媧煉石補天的記載而寫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話題材而突入了“五四”革命現實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壞和創造的主題。詩劇一開始寫天地晦冥，風聲和濤聲織成“罪惡底交鳴”，女神們從“生命底音波”里聽出預兆，感到“浩劫”重現，各各離開了神龕，她們齊聲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