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現、當代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原名開貞，筆名郭鼎堂、麥克昂等。

　　挾裹其中，只能如一片樹葉，身不由己，順流而下，直奔某種歸宿。

　　對于20世紀的中國知識界來說，郭沫若是一個巨大的、標志性的存在。不了解郭沫若，你就無法真正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劇品格。那么，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漫長的精神煉獄中，郭沫若究竟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

　　建國后，郭沫若逐漸失去了“五四”時代那種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無論是學術品質還是個人品德都呈現出一種萎縮、停滯乃至倒退。對于自己的這些倒退郭沫若心明如鏡，迫于形勢他一面高唱贊歌，一面又不斷地對自己進行著良心和道德上的自省、反思和拷問。

　　1958年3月，郭沫若為響應“百花齊放”的號召，將兩年前寫的《牡丹》、《芍藥》和《春蘭》三首詩拿出來，僅用10天時間，就以100種花為題寫了101首詩，取名《百花齊放》，旨在藝術地象征社會生活中的“百花齊放”。

　　但很快郭沫若就在一封信中，對此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他說：“我的《百花齊放》是一場大失敗!盡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為憾的。那樣單調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連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確實削足適履。現在我自己重讀一遍也赧然汗顏，悔不該當初硬著頭皮趕這個時髦。”

　　1965年12月22日，郭沫若在寫給陳明遠的信中說：“我早已有意辭去一切職務，告老還鄉。上月我滿七十三周歲了。在世的日子，所剩無幾了。回顧這一生，真是慚愧!詩歌、戲劇、小說、歷史、考古、翻譯……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沒有搞到家。好像十個手指伸開按跳蚤，結果一個都沒能抓著。建國以后，行政事務纏身，大小會議、送往迎來，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近年來總是覺得疲倦……”1966年4月14日，他在一個重要會議上，作了一個沉痛的發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么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向陳明遠這樣坦露自己的心聲：“至于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詩’!別人出于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就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制應景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后人恥笑!當然，后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連身后世人對他的恥笑都預料到了，足見其自省之深刻。

　　這一切，都說明郭沫若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心知肚明、一清二楚，要不然他就不會在內心深處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刻反省。但是正如學者丁東所指出的那樣，郭沫若盡管有自省能力，但卻無力自拔。身處時代漩渦的郭沫若盡管擁有自省精神并企圖從內心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然而在強大的政治面前他的這些努力注定是徒然的。

　　歷史大潮有它自身的邏輯。郭沫若挾裹其中，如同一片樹葉，身不由己，順流而下，直奔某種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