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語：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xué)史上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以下是小編為大家分享的郭沫若詩歌翻譯成就，歡迎借鑒！

　　郭沫若是第一個將泰戈爾詩歌翻譯成集的中國人。

　　1917年，郭沫若輯成《泰戈爾詩選》漢英對照本，此選本應(yīng)該是中國最早的泰戈爾詩歌漢譯集。我們今天普遍認為，文學(xué)研究會的鄭振鐸為泰戈爾翻譯第一人，但他到1922年10月才出版《飛鳥集》，遲至1923年9月才又推出《新月集》。相較而言，郭沫若的譯詩集比之至少早了五年。

　　1915年前后，郭沫若開始接觸泰戈爾詩歌。郭沫若1936年在和蒲風談詩時說：“最先對泰戈爾接近的，在中國恐怕我是第一個，當民國四年左右即已看過他的東西，而且什么作品都看：如像Crescent moon（《新月》），Gardener（《園丁集·戀歌》），Gitanjali（《頌歌》），The Gifts of Lover（《愛人的贈品》），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伽彼詩一百首》)，The King of Black Chamber（《暗室王》——劇本）都已讀過。”郭沫若在1915年前后大量閱讀了泰戈爾的詩歌，算是較早接觸泰戈爾的中國人，但卻難以斷定他是所謂的“最先”或“第一個”。因為早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雜志》（即后來的《新青年》）上發(fā)表了陳獨秀翻譯的泰戈爾詩歌四首，陳自擬題目為《贊歌》，由此拉開了中國翻譯泰戈爾詩歌的序幕。

　　1917年，郭沫若迫于生計開始翻譯泰戈爾詩歌。我們往往從時代需要和民族情結(jié)等角度出發(fā)，去考證詩人的翻譯動因，但其實很多翻譯源于非常私人化和世俗化的目的。郭沫若對泰戈爾詩歌的翻譯便是因為經(jīng)濟的短缺：“在民六的下半年因為我的第一個兒子要出生，沒有錢，我便輯了一部《泰戈爾詩選》，用漢英對照，更可以解釋。寫信向國內(nèi)的兩大書店求售，但當時我在中國沒有人知道固不用說，就連泰戈爾也是沒有人知道的，因此在兩家大書店的門上便碰了釘子。”郭沫若說是“輯了一部《泰戈爾詩選》”，表明其中很多譯詩是在1917年前完成的，而其所說的當時國內(nèi)還沒有人知道泰戈爾明顯有誤。泰戈爾1913年因《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詩人，其在中國的知名度也迅速躍升，隨后有很多中國人開始閱讀并翻譯這位印度詩人的作品。不管郭沫若是否在1917年印刷出版了泰戈爾的譯詩集，不管他是否最早走近泰戈爾的中國人，但其作為早期中國泰戈爾譯介先行者的事實是不容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