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郭沫若是文壇上的兩個宿敵，一生不見面，還互相纏斗。我有這兩位的全集，基本上認真看完過，我發現魯迅郭沫若二人在文壇上的斗法真是有趣得很。

　　魯迅在小說和散文方面的才華，郭沫若是沒有辦法相比的，但郭沫若在詩歌與戲劇方面的才華，魯迅又是望塵莫及的。魯迅的小說集《吶喊》與《彷徨》，是開現代小說風氣之先，無論今天可以指出它這樣那樣的缺陷，它畢竟是新文化啟蒙文學的開山之作。魯迅的散文集《野草》與《朝花夕拾》，是現代美文的典范，至今還很難有哪個文化人的散文集能與其媲美。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與《星空》，是現代詩歌最早最成熟的經典作品，無論郭的晚年寫了多少臭不可聞的口號詩，他早年詩集的狂飆文學意義絕對不能抹煞。郭沫若的戲劇《三個叛逆之女性》與春秋戰國四大悲劇，是現代戲劇的杰作，后來很少有包含詩劇與悲劇美學成份的戲劇作品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力。

　　誠然，魯迅的后期是令人扼腕嘆息的，郭沫若的后期更是悲哀可笑。不過這也是中國文化特色造成的結果。魯迅成為左的犧牲品，雜文幾乎全是罵人的文字。郭沫若更成為左的炮灰，詩歌變成專制文化的招魂幡。當然，今天來談這兩位的得失，如果不糾纏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惡意成見，那么對于二人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所作出的貢獻，還是應該一分為二進行中肯的評價。

　　但魯迅郭沫若二人在早期的文學創作中卻互相不服氣，于是開始了一系列的惡斗。

　　魯迅寫了一篇關于老子的《出關》短篇小說，郭沫若也就寫一篇有關老子的《柱下史入關》短篇小說，跟魯迅對著干。你寫老子出關，我偏偏寫他入關。魯迅寫了一篇關于莊子的《起死》，郭沫若也寫一篇關于莊子的《漆園吏游梁》。你寫莊子戲人生，我寫莊子戲權力。當然，也有人說是郭沫若先寫，魯迅與其對著干。考據著作年表，似乎都各有先后追著斗法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