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人們對《女神》的評價并非一成不變的。作為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也是新文學早期的代表性詩歌文本，《女神》自1921年8月由泰東書局出版后，對之褒獎之聲不絕如縷。郁達夫曾以極為懇切的語氣斷稱，新詩“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馮至認為《女神》是他詩歌創作的啟蒙導師，并說：“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相繼出版，才打開我的眼界，漸漸懂得文藝是什么，詩是什么東西。”聞一多對《女神》的夸贊就更不用說了，他先后撰寫了《〈女神〉之時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幾篇文章來評析《女神》的詩學特征，對《女神》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文中，聞一多開篇即言：“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新詩呢”，并高度贊揚“《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歷史陳述里，《女神》也一直被視為“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文學史家態度統一地評價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幾乎毫無二致地將郭沫若擺放在中國新詩史上最顯赫的位置加以書寫。然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至今，隨著“重寫文學史”學術實踐的逐步展開，郭沫若的詩歌地位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女神》的藝術神話也被徹底打破，對它的質疑和否定之聲一定程度上蓋過了對其頌揚與肯定之聲，甚至有論者對郭沫若從人品到創作都給予了全盤否定。
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全面顯示出現代意識和時代精神的新詩集。(最早出版的白話詩集是胡適的《嘗試集》，出版于1918年，但尚未完全擺脫舊詩的束縛。)《女神》充滿了對社會黑暗勢力的深惡痛絕，表達了詩人批判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英雄氣概。詩人不僅猛力抨擊舊世界舊事物，而且對自己的"舊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鳳凰涅盤》中，他竭力贊美鳳凰的徹底更生;在《天狗》中，他更謳歌天狗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女神》還洋溢著創造精神和更新意識。《女神之再生》、《晨安》和《匪徒頌》等詩篇中，他表達了對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球，我的母親》則充滿了對創造性勞動的頌揚。《女神》最突出的是對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歌頌，表現了與宇宙萬物相結合的自我力量。這既是詩人所受泛神論思想影響的突出體現，又集中道出了"五四"時代個性解放的鮮明要求。在《女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詩篇是《鳳凰涅盤》，它以詩劇的形式，借東方古國有關鳳凰的傳說，描寫了鳳凰"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的動人故事，以此象征著舊世界和詩人"自我"的毀滅及新世界和詩人新我的誕生。 《女神》也是20年代浪漫詩篇的代表。它濃烈的浪漫抒情氣息極富感染力。其表征首先是一種火山爆發式的激情和狂飚突進般的氣概，其次是富于豐富奇特的想象和絢麗濃厚的色彩。在詩的外在形式上，也真正實現了"詩體大解放"，實踐了詩人"絕對的自由"的藝術主張，創造出了靈活多變的自由體新詩形式。更重要的是，《女神》極大地突破了中國傳統詩歌"溫柔敦厚"的美學范式，開創出頗具現代意義的新型審美風格，即以雄壯為美的風格。在中國文學園地中.不失為獨特一枝。 更多相關文章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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