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年代，作家顧城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人們仰慕他的才華，也感嘆他的命運。

　　《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臨，并不悲傷

　　松林中安放著我的愿望

　　下邊有海，遠看像水池

　　一點點跟我的是下午的陽光

　　人時已盡，人世很長

　　我在中間應當休息

　　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

　　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

　　1949年后中國的詩人看起來有大大的一批，其實只是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大我”。因為當時的理論指導寫文學不能有“小我”，只能有“大我”。每個詩人必須用“我們共同的”調子和“我們共同的”語言寫“一個人”的詩。無論賀敬之還是郭小川等人，現在回頭看他們的詩歌，都沒什么根本區別，沒有藝術的個別性和特殊性。一個國家的文學一旦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特別的個體的“我”的文學，而變成“大我”寫的文學，那么這樣的文學其實是不存在的。

　　1980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輕人出現，想表達他們自己的審美觀、人生價值甚至生命的吶喊。這個群體的出現是不約而同的，沒有任何人去刻意組織。他們的(文學)營養來自哪里?一個是來自中國的古典詩歌，一個是來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派的詩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還有一個來源是當時內部出版的一些“白皮書”、“灰皮書”，里面有一些外國現當代詩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們主要依靠的是個人關于生命的覺悟和想法，寫出了很多不一樣的詩歌，后來文學史上就給了這些詩一個名字，叫做“朦朧詩”。

　　他們的詩歌當時投稿到詩刊去時，詩刊的很多編輯有一些是喜歡的，有一些則是反感的。而當時恰逢“四人幫”被打倒，社會在思想上相對有一點點的開放。于是，北島、顧城、舒婷的詩歌陸續被發表。我記得當時顧城已經發表了《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些詩歌發表后引起了軒然大波。理論界有人批評，這些詩歌不但不是“詩歌”，而且還包含了很多負面的、非革命的傾向。但也有一批人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詩歌，是詩歌應有的樣子。于是就引發了一場詩歌論戰。最大的一次論戰在1980年，當時的《詩刊》和《文藝報》把這兩派人招到了北京的一個招待所里，組織辯論。當時參加的有幾十人，但真正參與辯論的也就是十人左右，四五人贊成，四五人反對，贊成者有謝冕、孫紹振、吳思敬、我等人。當時爭論十分激烈，往往一天辯論下來，喉嚨都啞掉，但盡管觀點不同，倒也不傷個人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