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是北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范仲淹的名篇，雖歷經千余年洗禮，卻如醇酒般歷久彌香。
岳陽樓為古代四大名樓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而享譽天下。歷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贊美岳陽樓勝景的詩文，使岳陽樓聞名遐邇。唐代大詩人孟浩然《臨洞庭湖》中描寫道：“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生動地表現出洞庭湖的浩瀚氣勢，成為千古絕唱。到北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并請好友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從此，岳陽樓更加聲名遠播。
據說范仲淹并沒有到過岳陽樓，更沒有游覽過洞庭湖，只是憑借友人滕子京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作。這極可能就是《岳陽樓記》沒有步前人后塵，避而不寫岳陽樓轉寫洞庭湖的原因。《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隘境界，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寫作背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委婉地規勸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對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揚態度的，體現了自己踐行的政治理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那么我們不禁要探究，范仲淹這一“憂國憂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父親范墉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從吳越王錢歸宋，任成德軍掌書記，不幸的是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謝氏貧困無所依靠，改嫁鄒平縣長山鎮朱文翰，少年范仲淹從朱氏宦游，度過了勤奮力學的艱難時光。范仲淹在鄒平長白山醴泉寺苦讀三年，留下了“斷齏劃粥”的動人故事，千百年來是教育史上膾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長白山苦讀之際，感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遂有游學之舉，來到應天書院讀書，苦讀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青少年時代的范仲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十幾年矢志不渝的勤奮苦學，不僅泛通儒家經典，增長了閱歷，打下了畢生受益之學問的扎實基礎，而且自覺地磨煉了意志，“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對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范仲淹“憂思深遠”，樹立了“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遠大目標，堅持“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的人生信念。這應當是范仲淹“先憂后樂”的思想基礎。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岳陽樓記》描寫“遷客騷人”登上岳陽樓眺望洞庭湖，欣賞到在陰雨天氣和晴朗天氣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抒發了由此產生的悲喜兩重天的感情。陰雨天氣及晴朗天氣的景象其實也是“遷客騷人”仕宦經歷的寫照，或坎坷或順暢，或“感極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兩種覽物之情均為作者所揚棄，他追求的是一種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結合其仕宦生涯來考察，范仲淹為官生涯中四進四退，在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終恪守“進亦憂”、“退亦憂”的憂思情懷。
范仲淹二十七歲進士及第，授廣德軍司理參軍，開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歲時調任監泰州西溪鹽倉，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績為修筑捍海堰。四十歲時被朝廷召為秘閣校理，躋身館職清流，開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賀太后于會慶殿，對于這種“虧君體，損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禮法和趙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為不妥。他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后世法。”范仲淹的諫諍，惹得劉太后很掃興。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請太后當卷簾撤班，還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報，遂自請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簾聽政十年之久的劉太后撒手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為右司諫。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撫江淮災傷，以太平州饑民所食烏昧草進御，乞以此宣示六宮貴戚，以抑奢靡。十二月，發生了鬧得沸沸揚揚的郭皇后被廢事件。郭皇后本來是劉太后強加給仁宗的，劉太后死后，與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呂夷簡建議仁宗將郭皇后廢黜，范仲淹力諫勸阻，仁宗拒不采納。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廬，又移蘇州。當時蘇州發大水，災情嚴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的救災水利工程，回蘇州又賑濟嗷嗷待哺的千萬災民。為實現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顧病體未愈，日夜堅持在抗災第一線。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著風險奏劾專恣弄權、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權宦閻文應，致其被貶，尋死于外。當時宰相呂夷簡重權在握，深受仁宗寵幸，呂夷簡執政，官員進退多出其門，免不了以個人好惡、恩怨為標的。論事無所顧忌的范仲淹給仁宗上百官圖，指出官吏進退之權柄應握于人主而不應該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遷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為公，哪些是為私。呂夷簡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幸呂夷簡的仁宗皇帝下達了范仲淹落職知饒州的處分決定。范仲淹吟出一詩：“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潤州、越州。
饒州產鳥嘴茶久已充貢，饒民不堪其擾，范仲淹在饒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貢茶，減輕了人民負擔。據說他還有另一項奏免已不產銀的德興銀冶場貢課的德政。
慶歷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整飭吏治、改革科舉、興辦學校、注重農桑、減輕徭役、整頓武備、推行法制，史稱慶歷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決導致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費這“四冗”為主要特征的財政危機。但慶歷新政施行僅一年，便因觸犯了權貴階層的利益，因而招致強大的阻力。慶歷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徹底失敗，范仲淹被罷參知政事，出知頒州，隨后改知鄧州。
《岳陽樓記》寫于范仲淹知鄧州時期，寫作此文時范仲淹已58歲，相對于其64歲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實是借此文抒寫自己仕宦一生的際遇，對自己仕宦生涯始終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精神的高度總結。孟子宣揚儒家思想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進四退，無論是“窮”是“達”，他“憂國憂民”之心始終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鄉蘇州創辦“義莊”，用自己的俸祿買“義田”千畝，救濟貧窮的族人。
“先憂后樂”的思想，究其淵源，即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孟子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要超越個人的憂樂，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不論外界環境如何變遷，心中的這份永恒的信念始終不會動搖。歐陽修撰寫的《范公神道碑銘》云：“公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終奉行的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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