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803~80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后來長期在各方鎮為幕僚,武宗會昌以后,曾任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間回長安任職,官至中書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于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為三朝宰相兼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對于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響,他在《上李中丞書》中說,自己關心的是“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他曾寫過《罪言》、《論戰》等有關政治、軍事的論文,曾注過《孫子》十三篇,還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郡齋獨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這件千孔百瘡的衣裳補好了,何況他在中進士后十年時間里,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沉淪下僚,直到四十歲才當上州官。因此,他時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歲時在池州刺史任上,還發出“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春末題池州弄水亭》)的牢騷,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風流文人的身份,流連于酒市妓樓。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蕩形骸,所謂“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書》)式的懶散頹廢,與他心中時時想參政治世的雄心壯志,正好完整地表現了杜牧的心靈。
史學世家的遺風和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在杜牧那里沒有機會像他祖父那樣施展于實際政務或歷史著述,卻在他的詩中形成一種深沉的歷史感。一些登臨詠懷之作,別人寫來大抵是流連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寫來,卻常常融合了對自然、社會、歷史的感觸,總有一種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如《潤州二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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