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最顯著的特點是社會現(xiàn)實與個人生活的密切結合，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杜甫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他一生所走過的路程，在藝術方面也達到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詩能使讀者“知其人”、“論其世”，起著“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并不是客觀的敘事，用詩體去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現(xiàn)實的同時，還通過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心情。例如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杰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和《北征》，里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于自然的觀察，有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nèi)心的沖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和對于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包括這么多豐富的內(nèi)容，作者的心情波瀾起伏，語言縱橫馳騁，證明他在這不幸的時代面對自然和社會的種種現(xiàn)象都敏銳地發(fā)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nèi)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二者在藝術上也達到高度的融合。

　　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詩。他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lián)系自己，也聯(lián)系時事。歷代的詩話、詩評對于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論述。但是杜甫的詩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xiàn)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如困居淪陷的長安時寫的《春望》、入蜀時寫的《劍門》，是最有代表性的。這類詩，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漢》，七律《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都是情景與時事交融的膾炙人口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