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惠特曼曾斷言：一個民族的最高檢驗是自己所產生的詩歌。當然，這一定義不僅僅是為他個人所準備的，用在與他對稱的地球的另一半，中國唐朝的一位偉大詩人杜甫身上，同樣的合適。實際上，在世界級的大詩人中，他們之間還擁有著最多的相似性：他們都是為人的文學;他們的精神與腳步都從未離開寬廣的大地;他們宏偉的詩歌大廈，都是由短章所構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至今仍居住在他們的庇護里──無論我們正經受著如何的苦難與命運的不幸，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重疊著杜甫的足跡與漂泊的大地，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擁有了一種神圣的慰藉。

　　盡管每位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對這位偉人的生平再熟悉不過了，但簡單地回顧一下還是必要的，朝圣的路程，要求著無限的重復。他幸運地生于一個詩的時代──唐朝;又幸運地生于一個詩的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期的著名詩人，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這樣的佳句傳誦千古。但他的幼年卻稱不上幸福，很早就失去了母親。雖然早慧，卻體弱多病，寄居在姑母家里──這些征象似乎是為了要與他晚年的孤獨，悲劇完成某種對接。公元731年至公元741年這十年間，可謂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日子，它包含了唐王朝的鼎盛期與自己青春期的兩次壯游，由“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這樣的詩句，可見他當時的氣象，自負。但與他困頓的一生相比，這樣金色的時間畢竟太短暫了。仿佛回應著唐王朝天寶年間政治上的走向灰黯，成了婚有了家室的杜甫，亦陷入了生存的奔波，掙扎，“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處處潛悲辛”。當然，于他的精神世界來說，金色的時間仍不時地跳躍，閃現：公元744年(天寶三年)的孟夏，一個被聞一多先生喻為“青天里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的奇景出現了──杜甫與李白在東都洛陽相會。雖然他們一起漫游的日子不是很多，但以普通的時間觀念來對此計算，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這段時間至今仍在激動著我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