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來成為詩人們的典范。時過境遷，到了20世紀，時代造成的個性的張揚使“以杜甫為宗”的觀念永遠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對杜詩的富有個性化的繼承和發揚，人們通過不同的途徑走進杜甫，形成和古代詩人截然不同的學杜特色。

　　新詩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對古典詩歌的一次顛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學者認為“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斷裂一樣)，然而事實要復雜得多。自從胡適舉起“詩國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詩如作文”，提倡詩歌的無韻化和散文化，廢除舊體詩的所有規范，似乎一夜之間，舊體詩成為打倒的對象，胡適也

　　我比杜甫差一點屢屢為自己新詩中消除不盡的舊詩氣息感到汗顏。然而如果不僅僅局限于新詩的形式，我們可以發現，古代詩歌傳統作為潛在的因素，其影響是割不斷的精神血緣。

　　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隨著時代主題的變遷和新詩的發展，人們從杜甫身上學習借鑒的側重點也有所差別。20年代初，在西方現代文化的影響下，“啟蒙”成為時代的主題，作家們大力宣揚人道主義精神和平民意識，與之相適應，大力宣揚白話文學，掀起白話文運動。

　　在這種時代風氣的影響下，胡適的學習杜甫頗有些“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題而言，他把杜甫的“問題詩”作為研磨的對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平民意識，在形式上，著重學習的是杜甫的“白話詩”、“詼諧詩”、“小詩”，除個人主觀因素外，還出于借此為白話詩張目的考慮，受胡適影響的早期白話詩人也多有這種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