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甫和諧文化思想的歷史淵源

　　杜甫及其詩歌的和諧文化精神，有其淵源。概括來講，主要有三個方面：歷史文化淵源，地域的、家學的淵源和唐代社會的現實淵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思想和“大同”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詩歌中的主調。孔子提出“天下歸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義是“愛人”(《論語·顏淵》)，而實現“仁”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泛愛眾”(《論語·學而》)。此外還有儒家的“和為貴”(《論語·學而》)與“致中和”(《禮記·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學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書·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諧的社會理念。《禮記·禮運》中所提出的“天下為公”及“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社會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諧社會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資源以外，道家文化的“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順物自然”(《莊子·應帝王》)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釋家文化中“眾生平等”《大般若經》卷三五)、“普度眾生”(《普曜經》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愛”、“非攻”(見《墨子》中《兼愛》、《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從不同的思想層面為杜甫的和諧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養。

　　實際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從中原文化開始的。在中國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國元文化的淵源和發祥地;無論是儒家文化，還是道家文化，其源頭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市)人，他的青壯年時代，是在唐代洛陽、長安兩京地區度過的。他35歲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鄉洞南鞏洛地區，之后的十多年則生活于長安。黃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包括長安、洛陽兩京地區)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制禮樂制度以來，兩漢、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風。中原以儒家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礎。起源于中原的老莊的道家和首傳于中原的釋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區相當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為本，以道、釋為翼的相互補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維和文化心理結構。但相對地說起來，儒家思想文化則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內”(葉燮《原詩》)，不能不說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家思想是一種務實致用的文化思想，對現實社會有很強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現實的實用性。中原地區的文學，自《詩經》、漢樂府以來，就有很強的現實主義傳統。中原的史學傳統，也是充滿著實用理性的。史家的憂患意識與儒家關心現實的人生態度所形成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是推進和追求社會安定與人際關系和諧的思想動力。道家“順物自然”即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與釋家的“一切眾生悉皆平等”(《維摩誥所說經》)的平等意識，可謂是對儒家的“仁者愛人”(《孟子·離婁》)思想的重要補充。三者共同構建了中國的和諧文化。中原文化的傳統，奠定了杜甫以儒家為主，兼融道、釋的文化思想基礎，儒、道、釋等思想中的和諧文化因素，對杜甫的人生觀有著至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