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國憂民思想的表現之一

　　——忠君愛國

　　傳統的儒家觀點認為，忠君即是愛國。如孔子強調“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敵入侵中原地區。孟子則宣揚“大一統”，力主以“仁政”統一中國。即對百姓施以仁政，以體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憂民所憂。此為儒家憂國憂民的光輝典范。而且儒家關注群體意識的最高境界就體現在對國家、對天下(當時對儒家來說“天下”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天下”)“一統”和安定的關注上。杜甫承繼了儒家的對“天下”“一統”的思想片斷，把它發展成為忠君愛國的強烈的意識、并成為古典詩歌創作中的永恒的主題。

　　實現和維護天下一統是儒家群體意識的最高境界，能夠達到這個境界的人，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很少的。那時人的眼界極為狹小，大多只是局限在個體生命的自生自滅上。一生執著于“忠君愛國”，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個時代很難達到的境界，這樣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靈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獨夫民賊，而是天下民眾這一群體的代表。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愛國不是作為臣工的職業性的奉獻、更非泯滅了個性以后唯一的選擇。杜甫是注重個體自我價值的人，他把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融入了對群體的關注之中。這些在他的詩歌中有長足的表現。

　　流傳到現在的杜詩絕大部分寫于滯留長安以后，從長安詩開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現了他的憂國憂民精神。從早年的志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臨終，仍在惦念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遠是那樣執著。杜甫不僅隨時隨地不忘君國，如蘇軾所說“一飯不忘君”(當時的“君”就是“國”的代表);更令人感動的是，他把這種感情視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開篇就描寫忠君愛國之情，當時擺在杜甫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歸隱田園，過“瀟灑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紛紜復雜的官場爭斗。選擇引起杜甫內心的激蕩，詩人把自己的內心的矛盾如剝春筍似地一層一層地展示出來，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跡：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向太陽，物性固難奪!

　　忠君愛國之心已經成為了詩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陽)，想糾正也不可能了。正是這樣的“物性”，當事關國家之時，他不僅能夠這樣要求自己：“濟時敢愛死”(《歲暮》)，而且對于朋友他也能說出：“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后者看來更難。所謂“嚴公”就是杜甫落難成都時全身心依靠的頂頭上司嚴武。嚴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為這樣有光輝前程的人物送行，幫忙或幫閑們大約要說盡人間的祝福話語的。我想聰明的今人更會如此。而杜甫本著儒家的“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的精神卻講了這樣不吉利的話，而且講得如此富于激情、擲地有聲!

　　杜甫的忠君愛國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著眼于民眾群體的，當他感到皇帝這個獨特的個體在違反他本應該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時，便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現在對皇帝的批評諷刺上(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張的為臣之道)，杜甫敢于寫作這類作品。孔孟這些儒家的創始者們談到君臣關系時，多是從相對關系著眼的。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說的更情緒化一些，“君之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仇”。強調臣子要絕對忠順是法家。杜甫對“君”的批評的情緒化是不讓于孟子的：“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位忙”(《憶昔二首》)：“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遣遇》)!這些詩句在“怨”之外，還有憤怒，然而它與忠君愛國之心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