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甫和諧文化思想的歷史淵源

　　杜甫及其詩歌的和諧文化精神，有其淵源。概括來講，主要有三個方面：歷史文化淵源，地域的、家學的淵源和唐代社會的現(xiàn)實淵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愛”思想和“大同”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詩歌中的主調(diào)。孔子提出“天下歸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義是“愛人”(《論語·顏淵》)，而實現(xiàn)“仁”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泛愛眾”(《論語·學而》)。此外還有儒家的“和為貴”(《論語·學而》)與“致中和”(《禮記·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學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書·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諧的社會理念。《禮記·禮運》中所提出的“天下為公”及“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社會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諧社會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資源以外，道家文化的“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順物自然”(《莊子·應帝王》)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釋家文化中“眾生平等”《大般若經(jīng)》卷三五)、“普度眾生”(《普曜經(jīng)》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愛”、“非攻”(見《墨子》中《兼愛》、《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從不同的思想層面為杜甫的和諧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養(yǎng)。

　　實際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是從中原文化開始的。在中國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國元文化的淵源和發(fā)祥地;無論是儒家文化，還是道家文化，其源頭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市)人，他的青壯年時代，是在唐代洛陽、長安兩京地區(qū)度過的。他35歲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鄉(xiāng)洞南鞏洛地區(qū)，之后的十多年則生活于長安。黃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區(qū)(包括長安、洛陽兩京地區(qū))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制禮樂制度以來，兩漢、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風。中原以儒家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礎。起源于中原的老莊的道家和首傳于中原的釋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區(qū)相當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為本，以道、釋為翼的相互補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維和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但相對地說起來，儒家思想文化則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內(nèi)”(葉燮《原詩》)，不能不說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儒家思想是一種務實致用的文化思想，對現(xiàn)實社會有很強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現(xiàn)實的實用性。中原地區(qū)的文學，自《詩經(jīng)》、漢樂府以來，就有很強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中原的史學傳統(tǒng)，也是充滿著實用理性的。史家的憂患意識與儒家關心現(xiàn)實的人生態(tài)度所形成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是推進和追求社會安定與人際關系和諧的思想動力。道家“順物自然”即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與釋家的“一切眾生悉皆平等”(《維摩誥所說經(jīng)》)的平等意識，可謂是對儒家的“仁者愛人”(《孟子·離婁》)思想的重要補充。三者共同構(gòu)建了中國的和諧文化。中原文化的傳統(tǒng)，奠定了杜甫以儒家為主，兼融道、釋的文化思想基礎，儒、道、釋等思想中的和諧文化因素，對杜甫的人生觀有著至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