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誤讀"千年的史實:杜甫并非貧窮 "草堂"似豪宅

　　房子問題關系到人們能否安居樂業，因而古往今來一直備受關注。在中國歷史上，名人置業的軼事頗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位是東晉的陶淵明，另一位是唐朝的杜甫。前者住到了“世外桃源”，為后人羨慕嫉妒恨;后者在成都建了一處“草堂”，成了買不起房的象征。其實，這是兩個被我們“誤讀”了千年的史實。

　　陶淵明為啥“不為五斗米折腰”竟還在官場混了13年?

　　陶淵明(公元365年-427年)，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據《晉書·淵明傳》記載，他年輕時一度出仕，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小官，在41歲時掛印去職，隱居于廬山腳下，躬耕田園，飲酒賦詩，終老一生。

　　因此，陶淵明一直被后人視為超凡脫俗的代表。

　　從上述這段生平簡歷上看，陶淵明的人生和仕途似乎很失敗。陶淵明的家世顯赫，且相當有才，“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本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前程。他在29歲時便出仕當官了，但他沒有干幾天就“不堪官吏職”回家了。實際上，他是覺得當“公務員”勞心又勞神，還不如回家種地曬太陽。

　　此后，陶淵明還有幾次出仕的機會和經歷，但他終究沒有當上大官，最有實權的職位是最后的彭澤(今江西彭澤)令。在這個位置上，本應該是繼續晉升的極好臺階，可陶淵明卻沒有抓住就又離職了。

　　陶淵明的具體辭職時間在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蕭統主編的《陶淵明傳》中有這樣的記述：“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陶淵明在東晉官場上前后混了13年，最后落下辭職回家的結局，令人搖頭。如果他真的不想當官，也不會起起伏伏在官場混這么長時間吧。為何他的仕途難有起色?表面上是其清高，其實是混不下去了。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上班”自然也要遵守相應的規矩。穿戴整齊去見上司即所謂“應束帶見之”，難道還用人家提醒?可見陶淵明平時太隨便了，別人好心提醒，他卻很不高興。

　　從這事上，不難看出陶淵明性格上的缺陷。連儀表儀容都不注意，隨性而為，這種性格的人談何當個好官?

　　不過，大凡文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即便失敗了也要找個漂亮的理由，陶淵明或許正是這樣。混不下去了說自己是不想同流合污，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至今仍被許多混不下去的人掛在嘴上。

　　陶淵明是買不起城里的房還是真想住到世外桃源?

　　上面敘述一通陶淵明官場事跡，目的是為了下面的分析——陶淵明選擇去“世外桃源”的真正原因。

　　從史料上看，陶淵明系出名門，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開國重臣，官至相當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司馬;陶淵明的祖父則做過武昌太守，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陶淵明處于東晉 “官二代”這個群體，雖然后來家道中落，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陶家仍然有房有田。

　　但陶淵明除了不會當官，還不會理財，辭職回家后沒有了工資(五斗米)，一大家子要吃要喝，日常開銷很大，生活上便逐漸困難起來。面對這種家境，死要面子的陶淵明，與在官場時一樣，選擇了逃避現實的辦法，帶著一家老小，離開了祖輩置下的“富人區”，到熟人看不見的廬山腳下，過起了簡單的日子，即所謂“歸隱”。其《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是這樣寫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歸隱之初，陶淵明尚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其時其心態還算輕松，詩中也寫出了一份怡然自得和浪漫。可遺憾的是，這處“世外桃源”在他歸隱后的第三年，即義熙四年(公元408年)，一把大火將其房子燒毀了。

　　陶淵明可憐得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一家人只能寄住在一條破船上，度過初秋。試想，在這種情況下，陶淵明還能有經濟實力到“城里”買房子?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又將家搬遷至“世外桃源”中的另一地方“南村”。

　　至此，陶淵明真的與世隔絕，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世外桃源，借酒抒情，寄托信念：“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看來，陶淵明最后選擇從官場辭職、“不 為五斗米折腰”，便注定他只能去“沒人的地方”生活。其所謂的“清風高節”形象，不過是我們后人的拔高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