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西南地區的中心，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大都會——長安、洛陽、揚州、益州(成都)，排序第四。特別是北部中國遭到安史叛軍的破壞，兩京陷入蕭條凄涼，而成都乃“天府之國”，太平安定，很多避難的人也都來到這里。杜甫奔波了一年，經河南、陜西、甘肅、四川，行程三千里，終于到了一個富庶、溫暖、和平、幽美的環境，可以歇歇腳，也可以省省心了。多年愁云不開的臉上也露出了笑容。他詩情大發，為草堂，為江村，為成都寫了很多詩。

　　杜甫草堂(資料圖)

　　杜甫一生漂泊，家居地十余處，多數身陷窮困無一語及之，少數寫了也語焉不詳，究其原因當然是時間短、興致差。唯有成都草堂，杜甫前、后兩次住了近四年的時間，是最長的一次，也是心情好、詩興濃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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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家之初，杜甫投入極大的熱情，爭取朋友的多方贊助，還寫了一些詩向人家要桃栽、緣李、黃梅等果樹，還要速生的榿木和長青的松樹栽子，還有亭亭的綿竹，他要把茅草房周圍建成一個小小的花園、果園、植物園。浣花村是個大花園，春天來了，到處是花的海洋，花的世界，杜甫徜徉其中，陶醉了，寫下活潑輕快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杜甫的詠花詩多寫在成都，絕非偶然。

　　浣花村是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杜甫的草堂“舍南舍北皆春水”，幽靜的環境使杜甫享受到多年沒享受的天倫之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于嬉戲之際”(《杜詩詳注》引葛立方語)，不能說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是富裕的，因為有貴賓來草堂做客也是“百年粗糲腐儒餐”。至于家里人，“恒饑稚子色凄涼”，在“厚祿故人書斷絕”的時候是難免的。但杜甫一家在成都的生活較之以前任何時候都是安定的、平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