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多種多樣，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為評論者所公認的是“沉郁頓挫”。

　　杜詩“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有其堅實的思想、情感和現實基礎。

　　杜甫的憂患意識和批判意識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詩中病樹、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峽、危城、孤舟、啼猿、翔鳥、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織女、堂前撲棗的老婦、重負下呻吟的老農、新婚離別的夫妻、那巧取豪奪的官吏、驕橫跋扈的將軍、粗暴無禮的惡少、長安水邊的麗人都成為頗能代表杜詩風格的意象，表現了詩人杜甫對中興濟世的期盼，對混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同情，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和對博施濟眾的贊美。

　　杜甫現存詩千余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二十多年的社會全貌。詩人將自己的個人生活與國家、百姓的生活緊密結合，達到了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

　　杜甫的一生都懷著愛國的熱忱，“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詩人對祖國是何等熱愛;“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諸將》)，詩人對祖國前途是何等憂慮;“必若救瘡痍，應先去蟊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這是詩人為力挽國運、拯救人民而開出的藥方：“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這是詩人對朋友的殷切厚望。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亂爆發的第五年，雖然失地已收復，但戰亂并未平息，國家仍未安定，人民還處在水深火熱當中。以憂國憂民為己任的杜甫時時關注著平叛戰爭。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后寫下了《洗別馬》、“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關注平叛戰爭的詩篇，對國家走向統一表示了關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