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對杜甫有許多負面評價，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話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清初大師顧、黃、王、顏，“皆明學反動所產也”，又說各家“反動所趨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學“攻王學甚力”。

　　“名理之學”即今天所謂哲學，詩學也是其中應有之義。我們看待王夫之的詩學思想要從時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將王夫之還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則可以發現，王夫之對杜甫的否定，體現了他對明代詩學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對只知學杜卻不能正確學杜的明代詩人多有批評，由此對杜甫也有諸多負面評價。這些評價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評價特別是對明代學杜之風的批評，也確能見出王夫之獨到的詩學眼光和意在扭轉舊學風的擔當意識。

　　一、杜詩“擺忠孝為局面”

　　王夫之評杜詩《漫成》時說:“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裝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17處。”歷史對杜甫的人品、心術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幾無異議。人品、心術、學問、器量是文人處世治學之根本，王夫之對此之否定，是對杜甫最根本、最徹底的否定。王夫之認為，杜甫有的詩句或以“名理”裝腔，或以“忠孝”設局，這是杜詩的大敗筆。沒有真情談不上好詩，此前的一切高論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觀點可謂振聾發饋，極富挑戰性，對此前的一切贊美來說可謂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張知行合一，強調親身經歷和切身體會，所謂“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這本身是正確的，但斷定杜甫忠孝是設局擺門面，這就犯了主觀臆斷的錯誤。杜甫經歷了唐代由盛人衰，在體味過繁華之后，看著飽受戰亂迫害、流離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詩作中充分抒發了憂國憂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經歷過戰亂年代，他們理應有共同話語或者說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對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懷卻頗有微詞。他認為杜甫并不是發自內心憂國憂民，杜甫沒有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知行合一。在國家處于危難之時沒有挺身而出，為國效力，只是在詩中哭訴國家生靈涂炭、滿目瘡疾和自己的艱辛，由此他進一步質疑杜甫的思想。他說:“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臨頭時且須如此，何況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評《詩經竹竿》時借題發揮:“《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

　　王夫之對杜詩的評價顯然有不足之處，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為什么對杜甫作如此評價?我們認為，他之所以如此評價杜詩，與其對明代詩學的反思有關。王夫之遵從儒家的詩教觀，他認為詩歌具有興、觀、群、怨的社會功用，詩歌應以委婉含蓄之筆來寄于諷諫之意。他評李白《遠別離》就指出:“工部譏時語開日便見，供奉則不然。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緩，供奉深。”而晚明詩歌更是在杜詩毛病的基礎上發揚光大、放縱情感，過于直白地表達個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滿明代人盲目模擬古人，對杜甫“加以不虞之譽”，王夫之則與他們唱反調，偏說這些詩是“門面攤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詩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詩學自然要從挑剔杜甫的毛病開始，這無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斷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對杜甫的指責是在對明代詩學反思中產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詩學誤把杜詩的不足當優。他說:“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厭。大都讀杜詩學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饅頭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就指出當時學杜存在的病癥:“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王夫之所說，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說杜甫，而在于說學杜之人，意在抽掉學杜之人的立論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