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的豪氣萬象，令我們好生佩服曹操。而我們對于曹操又有多少的了解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曹操的生平簡介。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吉利，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漢朝丞相。中國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漢族。在政治軍事方面，曹操消滅了北方的眾多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北方大部分區域，并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文學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動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史稱建安風骨，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曹丕代漢后，曹操被尊稱為“大魏武皇帝”。

　　生平

　　曹操出生在官宦世家，養祖父是宦官曹騰，歷侍四代皇帝，有一定名望，漢桓帝時被封為費亭侯。曹操的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漢靈帝時官至太尉。

　　《三國志·武帝紀》中說他是曹嵩之子，而其父曹嵩“莫能審其本末”，而在宋人裴松之注《三國志》時間接引用三國吳人所著《曹瞞傳》中稱曹嵩本姓夏侯，但此說可信度不高。曹嵩繼承了曹騰的侯爵。

　　年輕時期的曹操機智警敏有隨機權衡應變的能力，而任性好俠、放蕩不羈，不修品行，不研究學業，所以社會上沒有人認為他有什么特別的才能，只有梁國的橋玄等人認為他不平凡，橋玄對曹操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颙對他說：“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許劭，字子將，以知人著稱，他也曾對曹操說過：“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此據《后漢書·許劭傳》，《三國志》中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孫盛《異同雜語》及《三國演義》中作“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

　　公元184年曹操于漢末黃巾起義時顯露頭角，后被封為西園八校尉之一，參與了天下諸侯討伐董卓的戰爭。董卓死后，獨自發展自身勢力，縱橫亂世，南征北戰，先后戰勝了關中李傕、徐州呂布、淮南袁術，并接受了張繡的投降。

　　作品一覽

　　曹操對文學、書法、音樂等都有深湛的修養。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上，散文也很有特點。

　　曹操的詩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樂府詩體。內容大體上可分三類。一類是關涉時事的，一類是以表述理想為主的，一類是游仙詩。

　　太祖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魏書》)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典論自敘》，袁伯業名遺，袁紹從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鐘嶸《詩品》)

　　與時事有某種關聯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詩，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進謀誅宦官事敗，董卓入洛陽作亂;后一篇寫關東各州郡興兵討卓，又各懷野心，互相殺伐，在內容上緊相承接。詩篇以簡練的語言，高度概括地寫出了這一段歷史過程，因此被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鐘惺《古詩歸》)。尤其可貴的是，在《蒿里行》詩中他以同情的筆調，寫出了廣大人民在戰亂中所罹的深重苦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詩篇描寫冬日太行山區的酷寒、荒蕪、險峻，形象生動，同時也寫出了詩人內心的復雜感受。《步出夏門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烏桓時。該詩包括“艷”(前奏)及四解。“艷”著重寫了詩人出征時的復雜心情。一解“觀滄海”，寫進軍途經碣石時的觀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寫歸途中見聞;四解“龜雖壽”，寫取得了這場重要戰役勝利后的思想活動。其中“觀滄海”描寫大海景象，“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氣勢磅礴，格調雄放，映襯出詩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闊大胸懷。“龜雖壽”以一系列生動的比喻，表達詩人對人生及事業的看法：“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是詩人貫徹終生的積極進取精神的真實表白。

　　以表述理想為主的詩歌有《度關山》、《對酒》、《短歌行》等。前兩篇寫詩人的政治理想。他設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賢君良臣政治。這在漢末社會大破壞的現實背景下，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短歌行》的主題是求賢，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詩句，來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冀成其大業的心情。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樸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并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漢樂府中都是挽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了全新的內容。曹操開創了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建安作家以及從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許多詩人，他們擬作的大量樂府詩，都可以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曹操在文學上的功績，還表現在他對建安文學(見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上，建安文學能夠在長期戰亂、社會殘破的背景下得以勃興，同他的重視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劉勰在論述建安文學繁榮原因時，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心雕龍時序》)。事實上，建安時期的主要作家，無不同他有密切關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兒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蔭護。可以說，“鄴下文人集團”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的;而他們的創作，也是在他的倡導影響下進行的。

　　曹操著述，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有《魏武帝集》30卷錄1卷、《兵書》13卷等十余種，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孫子注》。明代張溥輯散見詩、文等145篇為《魏武帝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張溥輯本。1959年，中華書局據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補充，增入《孫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紀》、《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為《曹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