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是政治性很強的作品，而其政治內容和意義完全熔鑄在濃郁的抒情意境中。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短歌行》詩旨新探。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短歌行》詩旨新探

　　摘要：曹操《短歌行》中，運用《鹿鳴》詩句乃以周文王自喻，表達禮賢修德而欲孫、劉輸心來歸之意;“烏鵲”句亦是化用《詩經》語意，乃以周武王自喻，暗示以力征實現統一;末以周公憂勤為比，昭示輔治天下的情懷。《短歌行》乃曹操抒發其欲集文武周公三圣之業于一身之志意，是赤壁決戰前酒宴中的狂熱抒情。

關鍵詞：曹操 文王 武王 周公 三圣一身

　　曹操《短歌行》用典，正如劉勰所稱“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文心雕龍事類》），常為后人所稱賞。而也正因如此，后人在解讀《短歌行》時，對其中所用《詩經》語典熟而不察，流于輕易，這大大影響了對該詩詩旨的理解。下面對兩處用典補充疏釋，并在此基礎上對《短歌行》予以重新解說。

一、《詩》典補釋

　　（一） “鹿鳴”四句。《鹿鳴》是《詩經小雅》中宴客的詩，宴會中賓主雙方身份的確認對理解《短歌行》極為重要，這可以明白曹操是在何種意義上引用本詩的。今人對此的解讀，大約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不管《鹿鳴》里的主人而泛泛言之，如說“《鹿鳴》篇本是宴賓客的詩，這里用以表示自己優禮賢才的態度”;《鹿鳴》 “本是宴客的詩，這里借來表示招納賢才的熱情”;“‘青青子衿’和‘呦呦鹿鳴’兩段，既是用詩經《鄭風子衿》和《小雅鹿鳴》的成句暗寄思賢禮賢的心事，又正合眼前歡宴賓朋、鼓瑟吹笙的時景。”二是對主人的身份有一定程度的確認，如說《鹿鳴》是“貴族宴會賓客的詩”;“至于《小雅鹿鳴》，那是國君設宴招待群臣”，等等。兩種解說中，泛言“宴客”和前人的理解有差距，以后一種說法為貼近前人。

　　《毛詩序》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后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指出《鹿鳴》宴客的主人身份是君王。朱子雖說《鹿鳴》“本為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鄉人”，但主要還是承《詩序》為說，認為是“先王”通上下之情之厚意。王先謙說，漢人傳《詩》，對《鹿鳴》的理解，三家義合。（《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這說明，前人特別是漢人傳《詩》，都認為《鹿鳴》的主人是君王。漢人這樣理解和接受《鹿鳴》，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用《鹿鳴》的，如曹植《求通親親表》云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樂府《大魏篇》云“君臣歌《鹿鳴》”等。

　　不止如此，清人方玉潤根據《詩經》時代和有周一代君王的行跡，將《詩序》隱含的主語、曹植與朱子泛言的“君”、“先王”指實，認為是文、武之事，其云：

　　夫嘉賓即群臣，以名分言曰臣，以禮意言曰賓。文、武之待群臣如待大賓，情意既洽而節文又敬，故能成一時盛治也。（《詩經原始》卷九）

　　這就是說，《鹿鳴》里不是一般的宴客，也不是一般君臣之間的宴會，而是后世稱為“圣人”的文王或武王與群臣之間的宴樂。

　　其實，我們還可以將方氏之說壓縮，《鹿鳴》中的主人是指文王。因為武王主要是以“革命”著稱于后世，而禮樂節文偏向于指說文王。如曹操《短歌行》其一云：

　　周西伯昌，懷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隆。崇侯讒之，是以拘系。后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達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曹操集注》）

　　表達了曹操以文王的修文德以懷天下與以大事小的謹守臣節自比的意思。

　　要之，《鹿鳴》宴客的主人乃文王，曹操在《短歌行》里用《鹿鳴》成句，雖然“在盼望和召喚之中隱然就定下了君臣的名分”，而更為重要的是這體現一種姿態，一種欲效法文王修德來遠以懷天下的志意。

　　（二） “烏鵲”四句。《短歌行》中，“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一般皆以“烏鵲”為比喻人才，如陳沆云：“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則南馳耳，分奔吳、蜀，棲皇未定，若非吐哺折節，何以來之。”（《詩比興箋》卷一）張玉谷說“月明”四句云：“從對面即烏鵲無棲，比出賢才昧時遠引，不知依我之深為可惜。”今人一般也作如此解說。以鳥來比喻人才，在典籍中是常見的，如《論語》中接輿以“鳳”比孔子（《微子》）、《莊子》中以“宛雛”自喻（《秋水》）、屈原以“鸞鳥鳳凰”自喻以與“燕雀烏鵲”相對等（《涉江》），但眾所周知，烏鴉是不祥之鳥，未有見以不祥之鳥來喻賢才的。今人其實已對此有所懷疑，認為以“烏鵲”比喻賢才是不合理的，陳瑞贊認為，這種不倫不類的比喻是對賢才的冒犯。然而陳氏給出了讓人更難堪的解釋，認為“烏鵲”乃曹操自比。因此，對“烏鵲”在《短歌行》中的意義，當別尋解釋。可能是有這樣的懷疑，余冠英先生便用不定的語氣說，“烏鵲無依似比喻人民流亡”;葉嘉瑩先生說，烏鵲“可能就是寫眼前的實景”，“也是泛指天上的飛鳥”，“這個鳥的形象所象征的就是：一個好的人才也不會隨隨便便去投靠什么人，他一定要選擇一個賢明的君主來事奉”。以“烏鵲”泛指“飛鳥”以言其象征意義，這并未使以“烏鵲”比喻人才的尷尬情況有多大改變。

　　按此處亦當用《詩經》語典，即《詩經小雅正月》之“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化“瞻烏”義，“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化“止”“于誰之屋”之義。只不過這里化用后變化太大了，形成了與《詩經》大不同的風味，正如胡應麟所說：“曹公‘月明星稀’，四言之變也。”（《詩藪》卷二）“雖精工華爽，而風雅典刑幾盡”。（《詩藪外編》卷二）曹操化用《正月》語句，其用意亦當由《詩經》求之。

　　今人趙逵夫、白滿霞注《正月》“瞻烏”句云：“烏：周家受命之征兆。”趙氏之說，清人張穆實已發之，只是似乎皆未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張氏云：

　　烏者，周家受命之祥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凡此皆古文《泰誓》之言，周之臣民所相傳以熟者。至幽王之時天變疊見，偽言朋興，大命將墜，故詩人憂之曰“昔我先王受命之赤烏，我瞻四方，不知將復止于誰之屋”，以著天心不饗，周宗將滅也。（《殷齋文集》卷一）

　　張氏對《正月》“瞻烏”之義說，李慈銘認為“卓有識見”，錢鍾書先生云“其說頗新”，并以《史記》《太平御覽》引緯書等記赤烏止武王屋上事，認為“烏即周室王業之征，其意益明切矣”。而王先謙說，三家及鄭《箋》義同;因此漢人傳《詩》，是在 “王業之征”這個意義上理解和接受《正月》“瞻烏”義的。

　　烏為周家受命之祥，不但“周之臣民所相傳以熟”，就是在三國時也是為人所詳熟的。《三國志吳書》載孫權赤烏改元之事云：“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于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圣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于是改年。”而且曹操同時之人也是在此意義上引用《正月》“瞻烏”義的。《后漢書郭太傳》云：“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嘆曰：‘…… 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李賢注：“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

　　漢人傳武王事與用《正月》詩如此，曹操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化用《詩》句的。曹操詩文明言文王、周公以自比的較多，而少用武王之事。程千帆先生說，曹操《苦寒行》“初期”二句，“實乃用事而非敘事，乃間接之比喻而非直接之紀錄”。程先生雖是懷疑的語氣，實指“初期”二句乃用武王觀兵孟津之事，故又云“此篇所用典實，固皆近在耳目。徒以地名之混同，致有《風箋》之誤解”，稱之為“真用‘易見事’不使人覺”！而《短歌行》“烏鵲”之用事，亦足可當程先生此譽。“烏鵲”四句，不是說“人才”的猶疑彷徨無托身之所，而是曹操自比武王，表達其欲以“革命”力征的方式結束割據狀態以實現天下一統的極強志意。

　　順便一提的是，末尾引周公事，或以為本《韓詩外傳》卷三，或以為本《史記魯周公世家》，如以本詩用典風格和曹操詩作主要是四言而論，當以語出《韓詩外傳》為優。不過此點不影響對詩旨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