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索河瘟疫》是一篇巨大的悲劇性短篇。這種悲劇讓人難以接受，也使我不知道從某個角度來給予闡釋，我的闡釋只能是模糊的訴說而已，我只能行走在它的邊緣，沿著羅索河的岸走著，聞不到瘟疫的氣息，我只是眼睜睜地觀看著領條一家人的紛紛慘死，而找不到一個可以讓他們不死的理由!

　　作者讓這一家三口通通去死不知道是不是很不負責，領條的死是因為他原本就有病也許可以作為一個理解，但是往更深層次一想，領條卻又是最不應該死的。他是這場“瘟疫”里唯一清醒的人，但他的患病史卻把它置為了一個最不清醒的人，一個亂講胡話的人。這讓我聯想起余華的《河邊的錯誤》，警察殺了殺人的精神病患者，為了躲罪，他自己裝精神病，但后來卻真成了精神病患者。這兩個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卻又是在共同地陳述著一個現象，患病者在清醒與不清醒之間難以區別。余華讓清醒的人變成了精神病，遲子建把病人寫成最清醒的人，余華讓精神病人殺人，遲子建讓正常人殺人，余華讓正常人變成了精神病，遲子建讓病人及其家屬都死去!看似牛頭不對馬嘴，但卻又還透視出了一個更為深沉的東西，社會環境逼得人在病與沒病之間晃蕩。

　　遲子建把領條一家都推向了死亡，不能不說這很決絕，但卻沒有余華狠，沒有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死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比患病更偉大的，尤其是在這篇《羅索河瘟疫》里，患病的清醒者得不到承認，他的言語也成了“病”話、胡話，一個人被所有人鄙棄了，活著還有什么意義?清醒者當然會選擇去死!但領條卻又是那么地不該死，我們作為讀者的人，不愿意看他的死，他才是清醒者，清醒的人死了，這個世界還會有清醒下去嗎?當然不會，之后他媽媽的瘋狂就說明了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