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我和愛人下鄉，在中俄邊境的一個小村莊遇見一位老人，他衣衫破爛，家徒四壁，坐在一塊木板上，望著他家菜園盡頭蒼茫的黑龍江水……他對我說他是攻打四平的老戰士，負傷時斷了三根肋骨，至今肺部還有兩片彈片未取出來。他說“文革”時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說，別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著回來，肯定是個逃兵!他說自己每月只有100多塊的補助，連飯都不夠吃。我覺得很悲涼，一個打江山的人，是不該落得如此下場的。

　　從那兒回來后，我愛人聯系這座村莊所屬縣域的領導朋友，請他們了解和關注一下老人的事情。可是8個月后，愛人在歸鄉途中遭遇車禍，與我永別!與愛人相關的人和事，在那個冰冷的春天，也就蒼涼地定格了。直到幾年前，我聽說某駐軍部隊的一名年輕戰士，因陪首長的客人，在游玩時溺亡，最終卻被宣傳成一個救落水百姓的英雄，這個故事，喚醒了我對那位老人的記憶，也喚醒了我沉淀著的一些小說素材。

　　愛人不在的這12年來，每到隆冬和盛夏，我依然會回到給我帶來美好，也帶來傷痛的故鄉，那里還有我摯愛的親人，還有我無比鐘情的大自然!社會變革過程中產生的各類新規，在故鄉施行所引發的震蕩，我都能深切感受到。

　　比如火葬場的建立，在它開工之初，很多老人就開始琢磨著死了。因為那里的風俗，70歲以上的老人，大都為自己備下了一口木棺材，而火葬場的煙囪一旦冒煙，他們故去，就不能帶棺材上路了。我還記得火葬新規是那年10月1日生效的，在此之前，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對那些瀕臨死亡的老人做了普查，告知親屬，凡是死在這個日期之后的，必須火葬，棺材要么自己處理掉，要么上繳，統一焚毀。我姐夫的母親，由于心肺功能嚴重衰竭昏迷多日，僅靠氧氣維持微弱的生命。醫生都以為她活不過9月，家人為她打下棺材，可她卻頑強地挺到10月1號，成為那座小城火葬的第一人。只因多活了一天，她的棺材只得劈了，作為燒柴，讓兒女們痛心不已!那天送她的人很多，人們都圍著焚尸爐轉，想看看它是怎么燒人的，因為那兒也是他們最終的去處啊。活過那個日子的老人們，對有朝一日會被裝進骨灰盒充滿恐懼。我外婆在世時，提起火葬就咋舌，埋怨自己活得長，不能帶著棺材去見我外祖父了。

　　一個飛速變化著的時代，它所產生的故事，可以說是用卷揚機輸送出來的，量大，新鮮，高頻率，持之不休。我在故鄉積累的文學素材，與我見過的“逃兵”和耳聞的“英雄”傳說融合，形成了《群山之巔》的主體風貌。

　　闖入這部小說的人物，很多是有來歷的，比如安雪兒。離我童年生活的小鎮不遠的一個山村，就有這樣一個侏儒。她每次出現在我們小鎮就是孩子們的節日，不管她去誰家，我們都跑去看。她五六歲孩子般的身高，卻有一張成熟的臉，說著大人話，令我們訝異，把她當成了天外來客。

　　再比如辛七雜。在我們的小城有個賣菜的老頭，有年春天他來我家，站在院子里，說著說著話，忽然從腰間抽出煙斗，又從褲兜摸出一面凸透鏡，照向太陽，然后從另一個褲兜抽出紙條，湊向凸透鏡，瞬間就把太陽火引來了，點燃煙斗，怡然自得地抽著。我問他為什么不用打火機或是火柴，他撇著嘴，說天上有現成的火不用，花錢買火是傻瓜!再說了，太陽火點的煙，味道好!所以這部作品的開篇，我讓辛七雜以這樣的方式亮相。

　　辛七雜一出場，這部小說就活了，我筆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繼登場。在群山之巔的龍盞鎮，愛與痛的命運交響曲，罪惡與贖罪的靈魂獨白，開始與我度過每個寫作日的黑暗與黎明!對我來說，這既是一種無言的幸福，也是一種身心的摧殘。

　　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樹下》開始，20多年來，我在持續中短篇寫作的同時，每隔三四年，會情不自禁地投入長篇的懷抱。《偽滿洲國》《越過云層的晴朗》《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等，就是這種擁抱的產物。有的作家會擔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則沒有。因為到了《群山之巔》，進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納入筆下的生活依然豐饒!雖說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別我而去，給我留下越來越多的白發和越來越深的皺紋，但文學的春色，一直與我水乳交融。

　　與其他長篇小說不同，寫完《群山之巔》，我沒有如釋重負之感，而是愁腸百結，仍想傾訴。這種傾訴似乎不是針對作品中的某個人物，而是因著某種風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離不棄的日月，亙古的河流和山巒。但或許也不是因著風景，而是因著一種莫名的虛空和徹骨的悲涼!所以寫到結尾那句：“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喚”，我的心是顫抖的。

　　我知道《群山之巔》不會是完美的，因為小說本來就是遺憾的藝術。但這種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發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