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達到了某種極致
記者:首先祝賀你獲得本屆茅盾文學獎。《長恨歌》完成于1995年上半年,可以說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傾心之作。幾年來,《長恨歌》接連獲得殊榮。那么在完成創作5年之后,你本人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它在你的創作歷程中有什么樣的意義?
王安憶:《長恨歌》確實寫得很用心。當時作家出版社計劃出我和賈平凹的自選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長篇。在我開始考慮寫什么時,這個題材就在腦海里出現了。應該說,它在我心里其實已沉淀很久了。我個人認為,《長恨歌》的走紅帶有很大的運氣。譬如,當初張愛玲的去世引發了張愛玲熱,許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塊兒比,可能因為我們寫的都是上海故事,對上海的懷舊時尚客觀上推動了讀者關注寫上海故事的小說。其實我在寫作時根本沒有什么懷舊感,因為我無“舊”可懷。
事實上,我寫《長恨歌》時的心理狀態相當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情緒,但《長恨歌》的寫作是一次冷靜的操作:風格寫實,人物和情節經過嚴密推理,筆觸很細膩。可以說,《長恨歌》的寫作在我創作生涯中達到了某種極致的狀態。
《長恨歌》的敘事方式包括語言都是那種密不透風的,而且要在長篇中把一種韻味自始至終貫穿下來,很難。因為你得把這口氣一直堅持到最后,不能泄掉。寫完后我確實有種成就感。《長恨歌》之后,我的寫作就開始從這種極致的密漸漸轉向疏朗,轉向平白。這種演變我自己覺得挺好。
歷史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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