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達到了某種極致

　　記者：首先祝賀你獲得本屆茅盾文學獎。《長恨歌》完成于1995年上半年，可以說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傾心之作。幾年來，《長恨歌》接連獲得殊榮。那么在完成創作5年之后，你本人如何評價這部作品，它在你的創作歷程中有什么樣的意義?

　　王安憶：《長恨歌》確實寫得很用心。當時作家出版社計劃出我和賈平凹的自選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長篇。在我開始考慮寫什么時，這個題材就在腦海里出現了。應該說，它在我心里其實已沉淀很久了。我個人認為，《長恨歌》的走紅帶有很大的運氣。譬如，當初張愛玲的去世引發了張愛玲熱，許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塊兒比，可能因為我們寫的都是上海故事，對上海的懷舊時尚客觀上推動了讀者關注寫上海故事的小說。其實我在寫作時根本沒有什么懷舊感，因為我無“舊”可懷。

　　事實上，我寫《長恨歌》時的心理狀態相當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情緒，但《長恨歌》的寫作是一次冷靜的操作：風格寫實，人物和情節經過嚴密推理，筆觸很細膩。可以說，《長恨歌》的寫作在我創作生涯中達到了某種極致的狀態。

　　《長恨歌》的敘事方式包括語言都是那種密不透風的，而且要在長篇中把一種韻味自始至終貫穿下來，很難。因為你得把這口氣一直堅持到最后，不能泄掉。寫完后我確實有種成就感。《長恨歌》之后，我的寫作就開始從這種極致的密漸漸轉向疏朗，轉向平白。這種演變我自己覺得挺好。

　　歷史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