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對《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之間的關系，學術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一體化，以陳寅恪之說為代表。陳寅恪先生從文體方面著眼，先引用宋人趙彥衛《云麓漫鈔》卷8的話說：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后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于世者是也。

　　然后根據此一段文字推論出《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關系：

　　既明乎此，則知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系，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趙氏所謂“文備眾體”中，“可以見詩筆”(趙氏所謂詩筆系與史才并舉者。史才指小說中敘事之散文言。詩筆即謂詩之筆法，指韻文而言。其“筆”字與六朝人之以無韻之文筆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其所謂“可以見史才”、“議論”，陳氏之傳當之。

　　隨后進一步推論說：

　　總括論之，《長恨歌》為具備眾體體裁之唐代小說中之歌詩部分，與《長恨歌傳》之不可分離獨立之作品，故必須合并讀之、賞之、評之。

　　陳氏的觀點迄今在學術界仍具很大的影響，如鄧喬彬、高翠元《〈長恨歌〉與〈長恨歌傳〉》一文，就是在陳說的基礎上進一步“從體裁的親緣關系來感受它們同樣為‘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

　　二是《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疏離。夏承燾先生在《讀〈長恨歌〉：兼評陳寅恪教授之〈箋證〉》中從三個方面對陳寅恪先生的觀點提出商榷，最后得出結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