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期間，詩壇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這變化出現在包括岑參在內的一批詩人的詩歌中。

　　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是詩，唐詩不只是量多，更在于詩蘊含的特有質素。這些質素就是風骨與興寄、聲律與辭章、興象與韻味。它們融匯在一起，便是唐詩氣象。唐詩氣象，不同時期有不同特點，如盛唐詩歌“雄壯”“渾厚”，“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然而從盛唐到中唐，詩壇氣象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早在天寶年間，詩壇就出現了許多微妙的變化，其中岑參詩歌的變化是很明顯的。岑參詩歌應時而變，突破古題樂府，另擬新題，即事名篇，自創新的歌行形式;打破盛唐詩歌主客體的平衡，凸顯主觀意念;追求意奇語奇，開“尖巧”一派;引白話俗語入詩，詩歌朝著通俗易懂的方向發展。這些變化由大歷至貞元間的一批詩人所繼承發展，逐漸醞釀出貞元、元和年間詩歌之大變。

　　一

　　開元、天寶年間，唐詩走向繁榮，構成唐詩重要一翼的歌行在此期趨于成熟，“律化的程度較之初唐有明顯減弱，與此同時，則增大了敘事與抒情的自由度”[2]。岑參的歌行不論是數量還是對歌行的演進，在此期都是非常突出的。岑參于歌行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突破樂府古題的限制，自擬新題，即事名篇。岑參50首歌行中，沒有一首“古題樂府”，全部是自擬新題。他作于從軍邊塞期間的歌行，都能根據實際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即事名篇。如他的《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玉門關蓋將軍歌》等都是根據邊陲的實際生活自擬標題，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內容鮮活而充實。岑參的歌行徹底擺脫了樂府古題的限制，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歌行把個性化的抒情建立在客觀敘事和實景描寫基礎上的內容特征，為歌行內容的創新提供了更大空間，為中唐“新題樂府”的大量出現做出了前期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