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創作以“愛的哲學”為佳境，形成了文學史上受到一致好評的“冰心體”：她以少女般的清純眼光看世界，用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與親切的溫柔為語調，傾訴對童心、母愛與自然的一片衷情，摯情相伴著哲思，婉麗糅合著清愁，其清澄淡雅之美打動了無數兒童與成人。本文將對“愛的哲學”的產生極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進行研究。

一、冰心“愛的哲學”的產生

　　首先，冰心于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10月5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城內一個海軍軍官家庭，這個海軍軍官家庭是一個溫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謝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書的“知足知不足，有為有弗為”的對聯，足以道出這個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圍。冰心的母親一心向佛，與世無爭，這對早年冰心的“愛的哲學”有一定的影響。

　　其次，在她的成長經歷里面，她深受基督教的影響，而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對她本人的“愛的哲學”的產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她生活了若干年的福州，基督教的影響十分巨大，幾乎涉及到福州慈善事業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積累。福州是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福州，基督教的圣公會、衛理公會、公理會都很早就開始在福州傳教，并建立了十余座教堂，開設了兩所神學院和近十所公校，還創辦了幾所教會醫院和一所基督教福建孤兒院。她的家庭環境本身與基督教會有一定聯系，二伯父在一所教會學校(福州英華書院)教書，書院里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曾來家中做客。冰心出生時，父親請教會醫院里的女醫生來接生，她記得美國女醫生來給她弟弟們接生并在他們滿月時來探望的情景，冰心說“父母對她們的印象很好”。家遷到北京后，冰心的舅舅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看書報、打球，與青年會干事們交上了朋友，通過青年會干事的介紹，冰心的大弟和舅舅的兒子在青年會夜校讀英文，冰心入美國衛理公會辦的貝滿女中讀書。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會是基督教會與社會之間的橋梁，它的會訓“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即耶穌訓言：“我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第三，泰戈爾的哲學思想對她的影響也很大。

　　冰心早年融合了泰戈爾、紀伯倫所代表的東方生命哲學的思維理路。泰戈爾的散文詩如心有靈犀一點通般地打動并啟發著中國的新一代的女詩人、女散文詩作家――冰心。泰戈爾的泛神論，使她走向溫柔的愛的吟頌，她寫了頗有影響的《寄小讀者》，便是最好的例證。冰心那篇《寄小讀者・通訊十》，里面說：“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或隱或顯，或出或沒，不論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我的母親對于我，你的母親對于你，她和他的母親對于她和他;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小朋友!我敢說，也敢信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敢來反駁我這句話。當我發覺了這神圣的秘密的時候，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我的心潮，沸涌到最高度……。”“窗外正是下著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氣，也正無聲地贊美她們的‘自然母親’的愛!”

　　再有，冰心本人思想的避世性，她平時脫離內心矛盾的境界，也促使她“愛的哲學”的產生。

　　就拿她在1923年去國留美時期為例，那時她與國內的劇烈的斗爭呈現完全脫節的狀態;在美國威爾斯利學習僅幾個月，就因病遷住青山沙穰療養院。遠離家鄉和病魔纏身，使她的“獨坐沉思的脾氣”得到更甚的發展，于是她的思想更加內向，甚至墮入了神秘的境界。她自述在療養院中的生活是“完全與‘自然’相對。以讀書，凝想，賞明月，看朝霞為日課”。這種隱士式的生活使她覺得“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濾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與此同時，她夸大母愛是一種濃郁、誠摯的能開天辟地的感情，竭力鼓吹愛世上所有的母親，所有的兒子，總之，不分階級地愛一切人。這當然也是這種“愛的哲學”的局限性所在。

二、“愛的哲學”與冰心的文學創作

　　當時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的創作風格有激進的，像“復仇女神”廬隱所寫的愛，但冰心卻完全走的是風格溫和路線，在她的文學世界里，即使有悲愴、有憤慨，那么悲愴是有節制的，憤慨也不那么激烈，悲憫中融入了愛的撫慰與希冀，讓人在悲苦的咀嚼中也領受一份人道主義之愛的慰藉和召喚。她的“愛的哲學”在她的詩歌、兒童文學、小說中都有很好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