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山中雜記》是冰心在山中養病時，與動物和昆蟲之間發生有趣的事，表現出動物與昆蟲的可愛之情，突出冰心愛生活，愛動物，愛自然的思想感情。下面是小編收集的其中《關于男人》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六)我的老伴——吳文藻(之一)

　　我想在我終于投筆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吳文藻這個人，寫了出來，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因為這是別人不一定會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這篇文章，我開過無數次的頭，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緒萬千，不知從哪里說起!最后我決定要穩靜地簡單地來述說我們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共同度過的、和當時全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八大 霧之晨，我為《婚姻與家庭》雜志寫了一篇稿子，題目就是《論婚姻與家庭》。我說：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有了健全的細胞，才會有一個健全的社會，乃至一個健全的國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兩人組成。

　　夫妻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密切最長久的一種。

　　夫妻關系是婚姻關系，而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戀愛不應該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應該理智地注意到雙方的“志同道合”(這“志”和“道”包皮皮括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這“情”和“意”包皮皮括生活習慣和愛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時間考驗以后，才能考慮到組織家庭。

　　一個家庭對社會對國家要負起一個健康細胞的責任，因為在它周圍還有千千萬萬個細胞。

　　一個家庭要長久地生活在雙方人際關系之中，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兒女，還要奉養雙方的父母，而且還要親切和睦地處在雙方的親、友、師、生之中。

　　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更親密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的開始。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中國人民幾千年智慧的結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

　　在平坦的道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周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凈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么人為的“劃清界線”，什么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教育出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難”!(而且有“國憂”，也還有世界大戰以及星球大戰。

　　但是由健康美滿的戀愛和婚姻組成的千千萬萬的家庭，就能勇敢無畏地面對這一切!

　　我接受寫《論婚姻與家庭》這個任務，正是在我沉浸于懷念文藻的情緒之中的時候。我似乎沒有經過構思，提起筆來就自然流暢地寫了下去。意盡停筆，從頭一看，似乎寫出了我們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努力的實踐，寫出了我現在的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簡練，只記下我們生活中一些有意義和有趣的值得寫下的一些平凡瑣事吧。

　　話還得從我們的萍水相逢說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美國郵船杰克遜號，從上海啟程直達美國西岸的西雅圖。這一次船上的中國學生把船上的頭等艙位住滿了。其中光是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學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橫渡太平洋兩星期的光陰，和在國內上大學的情況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沒有課堂生活，而且多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塿梅——已先期自費赴美——寫信讓我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請我的同學許地山去找吳卓，結果他把吳文藻帶來了。問起名字才知道找錯了人!那時我們幾個燕大的同學正在玩丟沙袋的游戲，就也請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欄上看海閑談。我問他到美國想學什么?他說想學社會學。他也問我，我說我自然想學文學，想選修一些英國十九世紀詩人的功課。他就列舉幾本著名的英美評論家評論拜倫和雪萊的書，問我看過沒有?我卻都沒有看過。他說：“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的書，那么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他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從來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國前已經開始寫作，詩集《繁星》和小說集《超人》都已經出版。這次在船上，經過介紹而認識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氣地說“久仰，久仰”，像他這樣首次見面，就肯這樣坦率地進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為我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這次船上的清華同學中，還有梁實秋、顧一樵等對文藝有興趣的人，他們辦了一張《海嘯》的墻報，我也在上面寫過稿，也參加過他們的座談會。這些事文藻都沒有參加，他對文藝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和我談話時也從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兩星期，流水般過去了。臨下船時，大家紛紛寫下住址，約著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入學后，得到許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校的風景明片寫了幾句應酬的話回覆了，只對他，我是寫了一封信。

　　他是一個酷愛讀書和買書的人，每逢他買到一本有關文學的書，自己看過就寄給我。我一收到書就趕緊看，看完就寫信報告我的體會和心得，像看老師指定的參考書一樣的認真。老師和我作課外談話時，對于我課外閱讀之廣泛，感到驚奇，問我是誰給我的幫助?我告訴她，是我的一位中國朋友。她說：“你的這位朋友是個很好的學者!”這些事我當然沒有告訴文藻。

　　我入學不到九個星期就舊病——肺氣枝擴大——復發，住進了沙穰療養院。那時威校的老師和中、美同學以及在波士頓的男同學們都常來看我。文藻在新英格蘭東北的新罕布什州的達特默思學院的社會學系讀三年級——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的最后二年，相當于美國大學二年級——新罕布什州離波士頓很遠，大概要乘七八個小時的火車。我記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紐約度年假，路經波土頓，曾和幾位在波土頓的清華同學來慰問過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愈復學。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頓的中國學生為美國朋友演《琵琶記》，我曾隨信給他寄了一張入場券。他本來說功課太忙不能來了，還向我道歉。但在劇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處——我的美國朋友家里——來看我的幾個男同學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綺色佳的康耐爾大學的暑期學校補習 法文，因為考碩土學位需要第二外國語。等我到了康耐爾，發現他也來了，事前并沒有告訴我，這時只說他大學畢業了，為讀碩士也要補習 法語。這暑期學校里沒有別的中國學生，原來在康耐爾學習 的，這時都到別處度假去了。綺色佳是一個風景區，因此我們幾乎每天課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從圖書館出來，還坐在石階上閑談。夜涼如水，頭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時為止，我們信函往來，已有了兩年的歷史了，彼此部有了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劃船的時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終身相處。經過了一夜 的思索，第二天找告訴他，我自己沒有意見，但是最后的決定還在于我的父母，雖然我知道只要我沒意見，我的父母是不會有意見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離波士頓較近，通信和來往也比較頻繁了。我記得這時他送我一大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縮寫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幾乎是天天寫信，星期日就寫快遞，因為美國郵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這時我的宿舍里的舍監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有個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學王國秀，畢業后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寫信讓我到紐約度假。到了紐約，國秀同文藻一起來接我。我們在紐約玩得很好，看了好幾次莎士比亞的戲。

　　一九二六年夏，我從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還附了一張相片，讓我帶回國給我的父母。我回到家還不好意思面交 ，只在一天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親床 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親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我也更不好問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學位，還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他取道歐洲經由蘇聯，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這時他已應了燕大和清華兩校教學之聘，燕大還把在燕南園興建的一座小樓，指定給我們居住。

　　那時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任局長。文藻到北京不幾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又回他江 陰老家去。從江 陰回來，就在我家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年假過后，一九二九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余還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準備。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的北墻，用木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只忙于買幾張半新的書櫥，卡片柜和書桌等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

　　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個星期六。婚禮十分簡單，客人只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那間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 之外，只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腳是用碎磚墊起的。兩天后我們又回來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為新居沒有蓋好，學校也還沒有放假。

　　暑假里我們回到上海和江 陰省親。他們為我們舉辦的婚宴，比我們在北京自己辦的隆重多了，親友也多，我們把收來的許多紅幛子，都交 給我們兩家的父母，作為將來親友喜慶時還禮之用。

　　朋友們都勸我們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們只住了一天就熱壞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鍋一般!那時劉放園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們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幾天。文藻惦記著秋后的教學，我惦念著新居的布置，在假滿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關于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會》那篇小說里曾描寫過。

　　上課后，文藻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里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〇年是我們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文藻的父親相繼逝世。他的母親就北上和我們同住，我的父親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來。這時我的二弟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劍群也入了燕大讀家政系。他們都住在宿舍，卻都常回來。我沒有姐妹，文藻沒有兄弟，這時雙方都覺得有了補償。

　　這里不妨插進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國，花了五塊美金，照了一兩張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張大點的相片，從我母親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只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里，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后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里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婚后的幾年，我仍在斷斷續續地教學，不過時間減少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我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冰。我嘗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幾上，給孩子洗澡。我們的弟妹和學生們，都來看過，而文藻卻從來沒有上樓來分享我們的歡笑。

　　在燕大教學的將近十年的光陰，我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我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我們不但有課內的接觸，更多的是課外的談話和來往。學生們對我們傾吐了許多生命里的問題：婚姻，將來的專業等等，能幫上忙的，就都盡力而為，文藻側重的是選送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問題。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歐美轉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到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他在自傳里提到說：“我對于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因此在這一年他仆仆于各國各大學之間的時候，我只是到處游山玩水，到了法國，他要重到英國的牛津利劍橋學習 “導師制”，我卻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閑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一個星期后，“七七事變”便爆發了!